人依赖自然供给食物，而不得不受自然的影响。他从事农耕、打猎、打渔等等，而每种这类事情都构成他性格的一部份，因为自然绝不仅是消极被动的东西，任人做处理。自然也是力量与能量；自然响应人的呼唤。当人同自然相合，它会与人合作，并向人启示它一切的秘密，甚至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或是农夫，或是猎人，或是木匠，都从自然得到他所需求的，并在他自己的园地里把它消化吸收。就此而言，自然重铸人的性格。  

　　把自然当做无理性的东西来对待，以之与人的「理性」相对，这纯然是西方观念，而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对立正好相反。人要自然服从他的意志，这是人的无理性，因为自然有自然之道，是与人之道并非常常相同的，而人无权将他的方式强加于自然。  

　　确实，自然缺乏意识。它只是芦苇，而不是「思想的芦苇」。就由于这种意识的缺乏，它被人认做是无情的事实，是没有自己意志、没有自己智慧的东西。它除了绝对的「必然」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它不允许人的干预──除非是依照它的「必然」之道。它不懂偏袒，并拒绝离开它不可避免的道路。它是不和解的，而是人必须同自然和解。自然的「必然」是绝对的，人必须接受它。就此而言，自然有与神圣意志相似的成份。  

　　我想，这乃是何以自然或自发者有其迷人之处。当孩子做出讲求礼仪的社会所认为不庄重、不合宜甚至不道德的事情时，不但可以得到宽恕，并且被成人当做童稚无知而接受。在天然行为中，有着神圣成份，是不受人类的习俗与人为的虚伪所阻碍的。在这种不受约束中有着某种直接而新鲜的东西，显示着神圣的自由与创造性。自然从不思虑；它直接从其自心中发出行动──不论这自心的意义是指什么。就此而言，自然是神圣的。它的「无理性」，超越了人类的疑虑或暧昧，而在我们对它的领受中，我们超越了我们自己。  

　　这种领受或超越是人类的特权。我们有心的、安静的、全心全意的接受自然的「无理性」，或它的「必然」。这不是一种盲目行为，也不是对不可避免之物的奴隶式屈服。这是一种主动的领受，是一种人的意愿，其中没有排拒的思想。在此中没有意含武力，没有意含割舍，而宁是参与、同化，甚至合一。  

4  

　　自然有时被西方人当做已经在「那里」、而人走进去的东西；他发现自然在他面前，这使他带着敌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属于它。他意识到他处于一个被种种滞呆的事物与无情的事实所包围的处境。他不知道他何以在此，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他。然而，由于秉赋着意识，他以为他能够决定他的前程，他觉得他要为他的决定负责任。他孤独无助，以为自然威胁着他，准备把他吞入它的胃中。他吓得心惊胆跳，不知如何是好。依照某些现在思想家看来，这是人同自然遭遇时的状况。在此处没有余地可以让神进来，只有人与自然的二分法仍旧维系着，并且更为尖锐逼人。自然是无情的事实，与人没有相同之处。人在经济上利用它，而与它没有亲切感，因此既不感恩也没有同情的一家感。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一种未知的「量体」(quantity)，它是不友善的，并且准备拒绝人统治它的企图。除了纯然的空无外，自然不给人任何允诺。人不论在其上建筑什么，都注定要毁灭。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人不断的受着恐惧、不安与焦虑的袭击。  

　　然而，还有另一个方式来看待人与自然。就以自然为未知的量体矗立于人的面前，而人带着(不是从自然得来到)意识走向它而言，自然与人生不能和谐共处的，以为他们没有沟通之途就他们相互间是陌生者。但人之发现自己面对自然，此一事实就证明了两者并不是互相无知的。就此而言，自然已经把它的某些事情告诉了人，而人也对自然有所了解。如此则人不能说完全是局外人，而是同自然有某种关系的；或许他是来自自然本身。人最终毕竟要做一个在内者。  

5  

　　此处就是禅进入之处，并提出它对自然与人的关系之观点。  

　　人虽然与自然分别，却仍旧是自然的一部份，以为人同自然的分别这本身即显示出人是依赖自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从其本身产生出入；人不能站在自然之外，他生命的根仍旧扎在自然中。因此在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敌意。相反，在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一直有着友善的了解。人来自自然，以便在自身中看到自然；即是说，自然觉醒到它自己，以便在人中看到它自己。  

　　说人生来自自然，而人经由自然看到他自己，或自然经由人看到它自己，这是客观的思考法。要透入这个处境还有另一种方式，即是将我们的立场从客观性移向主体性。这种从客观性向主体性的探入，乃是探入自然本身的根源。  

　　转入主体性，意谓从自然转向人自己。我们不再将人同自然对立，以作客观观察；我们现在的任务，可以说是使人退回他自己的内在，看看他在自己生命的深处会发现生命。如此，「观察自然」现在改变成人自身的问题：人是谁，或人是什么？  

　　有一次，南泉普愿问一个和尚：「不思善，不思恶，思总不生的时候，让我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和尚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好看的面目可以让你看(3)。」  

　　这种问答自唐代──即第八世纪──禅宗开始时即发生在禅宗中。就那些从未接触过禅宗对自然与人的问题之处理的人来说，这一则问答可能显得荒诞而不可理解。它完全超出思辨理性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