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早期新儒家也是从「汉宋之争」式的与汉学研究阵营竞争中逐渐取得儒学的主要诠释者地位，它在社会上的声誉及影响则远不能与佛教相比。为什么同样在「现代化情境」中存活，且采取类似对应策略的儒佛两家，如今却有甚不相同的境遇呢？
　　

　　让我们回到前文所谈当代儒学发展的经历中去看。
　　

　　当代新儒家针对把儒学客观化、知识化、学术化的方向，提出批评，强调儒学之践履性格，谓儒学应对人生命起具体作用。这种争辩，当然甚具意义，但争来争去的结果，就是自己也采取了知识化学术化的方式，以文献资料、概念解析去说明儒学的内涵，确立儒学的价值、反驳对儒学的误解。在理论上确定儒学具有践履性格、也应践履，而实际上除了提振人心、呼吁社会之外，对实务殊少着力。此所以迩来才有儒学应转向生活世界的一些建议与做法，如前文所述。
　　

　　佛教界早期谈人间佛教，其实也偏于义理上的争论、方向上的辨明。印顺导师在这方面贡献卓著，其地位与型态，大似牟宗三。也是用知识化学术化的方式，以文献资料、概念解析去说明佛学的内涵，确立佛学的价值、反驳对佛学的误解，并在方向上确定佛教应该走人间佛教的路子，说明人间佛教之说符合佛陀之本怀。
　　

　　可是，印老的成就，事实上是将人间佛教学术化学院化的。影响所及，一方面使佛学研究进入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哲学研究网络中，与哲学系所之教研工作接轨。一方面使佛学院也哲学研究所化。情况就跟当代新儒家在学院中的情况类似。
　　

　　但假如佛教界发展人间佛教也仅是如此，则其现况恐怕就会和儒家相同。佛教之所以如今旺盛于儒家，而儒门依然淡泊，乃是因为佛教发展不只此一路。
　　

　　儒家现在才开始谈面向生活世界，才开始反省到其语言太学术化、非民众所能了解，才注意到应有具体可操作之社会实践方法，才呼吁要办社区教育。而这些，不正是过去佛光山星云大师所代表的人间佛教之做为吗？目前儒学生活化的方向，事实上正与人间佛教的发展有若合符契之处；生活儒学的推动，在许多地方，也必须仰赖人间佛教的社会力量和教团支持。
　　

　　要从这个儒佛关系及对比脉络去看，才能看清楚儒佛两家未来发展的路向，并对过去两家因应现代化时的历程做较准确的评价。近来一些学界的佛学研究者，常不期然而然地推扬印顺导师，而贬抑佛光山。认为佛光山所代表的人间佛教路向太偏重事功，义理上未多着力。这是不达事理之见。从思想史看，人间佛教不唯在义理上必须由圣入凡，其发展亦须下及人间、深入生活，才有生机。佛教与儒家，情况都是一样的。

　　[注1] 熊十力先生《唯识学概论一》《唯识学概论二》，台湾并无人见过，我在北京访得，影印携回，送与林安梧。安梧在《存有‧意识与实践》（公元一九九三年，东大）中对之有所讨论。
　　

　　[注2] 详见黄华瑜《马一浮诗论研究》，公元二○○○年，台大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第一章。
　　

　　[注3] 另详龚鹏程〈生活儒学的重建：以朱子礼学为例〉，公元二○○○年，淡江大学佛光大学，台湾儒学与现代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
　　

　　[注4] 详细的分析，另见龚鹏程〈存在的感受：论新儒家的学术性格〉〈我看新儒家面对的处境与批评〉，均收入公元一九九一年，东大《近代思想史散论》。
　　

　　[注5] 这个活动，后来颇获社会回响，嘉义县政府等机关也委托我们为县民办过。其它涉及生命礼仪者，如丧礼，回响更为热烈，不仅应全省殡葬业之请，开设了许多期殡葬管理研习班，成立了殡葬管理学会，我也为台北市政府编了《丧葬礼俗通用手册》。
　　

　　[注6] 我认为林先生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理解并不正确，详龚鹏程《年报：公元一九九六年龚鹏程年度学思报告》，公元一九九七年，南华管理学院，〈乡土中国？〉一文以及两个附录。
　　

　　[注7] 许先生近年正从事人间佛教的研究，这个想法，或许也得诸其人间佛教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