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林先生所理解的历史社会总体，到底是不是中国历史及社会，也很有疑义。亦即：若其理解已非如实地理解，则所谓血缘性自然连结、宰制性政治连结云云，便根本只是林先生自己扎的稻草人，由此理解儒学之内涵，说明儒家心性论如何在那个情境中出现，当然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注6]。
　　

　　复次，林先生套着新儒家的义理规模说，仍以心性论来掌握儒学，未及注意儒家面对其历史社会总体时，自有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思维，或其心性论亦与其仁政王道礼乐政刑具体措施有关。因此也就没有开发这一方面的资源，以致批判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寻找实践的切入点时，显得空泛无所着力。
　　

　　再者，面对生活世界，到底仍要继续采取这种言谈论辩（用林先生自己的术语来说，就是「言说的论定」）的方式去实践呢，还是可以有与行动结合的实践方式，能具体改造社会、体制，对生活世界产生作用？
　　

　　相较于林先生，袁保新先生认为应从教育入手，参与教育改革，他质问：「『全人格』的教养、『有教无类』的精神，不正是孔门儒学的特色！为什么『儒学』却有愈来愈『知识』化的倾向，成为少数菁英份子精神上的奢侈品？作者无意非议大学教授知识研究的责任，但是台湾新儒学运动的展开，必须思考儒家教育理想究竟应该如何落实？当前的教育制度、知识传递的模式，又有什么问题？换言之，台湾新儒学应该成为教育改革运动的一员，因为惟有通过教育改革，社会、国家、人类文化才有前景、希望，儒家人文化成的理想才能实现」。
　　

　　故而他主张：「参考社区大学『社团课程』的精神，旨在通过民主程序的学习，打开公共领域，培养现代公民」。同时，他也呼吁：「新儒学运动将来作为教育改革的成员，有必要调整人际互动的模式，让『主体性』稍稍低一点，让『群而不党』的『群』性高一点」（台湾新儒学运动的回顾与展望：从台北广设社区大学谈起，二○○○，台湾儒学与现代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从面向社会的社区型教育活动，让新儒家回到民间去；一方面要打开自我，把自我放进群众中去。
　　

　　袁先生、林先生、当代新儒家许多朋友和我本人，都参与了佛光山教团在南华管理学院、佛光大学的办学活动，故我深知新儒家此刻正面临转型的契机与压力。袁教授林教授的思考，代表了一种转向生活儒学的方向，我自己也表现为此一方向中另一模式。这个方向，在大陆和香港，其实也有着类似的呼声。
　　

　　在港台执教多年且亦为新儒家阵营健将的刘述先先生，针对儒家发展的策略问题，曾经说过：「当代新儒家的哲学，最有成就的无疑是在形上境界的重新解释与体证；在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的范围中，却只有一些极粗疏的纲领」。因此这样的新儒学「出现了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传统儒学最强的地位，适为今日的新儒学最弱的地方」（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台北，时报文化公司，一九八○，第七十五页）。北京大学教授许杭生呼应其说，在公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韩国成均馆大学举办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关于中国儒学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强调：
　　

　　未来儒学除了首先要有强烈的时代性外，同时还必须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如果不能付诸实践，就是最好的理论也只能束之高阁，不能对现实的社会产生影响。未来的新儒学必须能实际指导我们的社会生活，能对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因此，未来新儒学应不同于二十世纪形成的新儒学。二十世纪的新儒学偏重于「心性」问题的抽象哲学问题的讨论，而脱离了民众，不能在社会上发生广泛的影响。
　　

　　为了让儒学能具有实践性，许先生倡议两点：一、「研究传统儒学的最强地方，即传统儒学的核心思想，伦理道德价值学说，建立起经过重新诠释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思想体系。这是我国当今社会所迫切的要求，也是未来新儒学思想重心之所在」。二、「必须做好广泛的普及工作，能使广大的民众所了解和接受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未来的新儒学必须用通俗易懂的教材（如过去的《三字经》之类的教材），做好普及道德教育的工作」[注7]。
　　

　　许先生的呼吁，表示大陆学者也有了类似的感受与想法。
　　

　　六、生活儒学与人间佛教
　　

　　在现代社会变迁的挑战之下，儒学响应的策略，从现代性辩护到逐渐发展出生活儒学的路向，可说是曲折而漫长的。佛教的发展也一样如此曲折。而且两者之间颇多足资比论之处。
　　

　　若说在儒家遭遇现代化挑战时，最具代表性的响应，是当代新儒家所表现的新儒学运动；则佛教响应于现代化者，最主要的就是人间佛教的运动。
　　

　　人间佛教之所以可称为一种运动，是因为它代表一个思想及行动的动向，亦有不少提倡推动者及其活动。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庙产改革，到佛光山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乃至现今法鼓山、慈济功德会……，到处都在讲人间佛教。可说响应时代变迁的新佛教运动，业已开花结果。
　　

　　这个运动，早期是与「佛学返正」运动相竞争的。所谓佛学返正运动，指清末民初对佛教改革的另一种思路。认为中国佛教之所以衰弱不振，乃是因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发展错了，误入了歧途。故改善之道，在于重返印度佛教之本旨，寻找佛陀的原义本怀。这个以「支那内学院」为代表的佛学返正运动，其实迄今仍有其流裔。在台湾，不乏宋泽莱之类立足《阿含》、批判中国佛教者；也不乏尊南传、藏传，而鄙视汉传大乘者。但总体来说，无论就义理或实质社会影响看，立基于中国佛教大乘菩萨道精神的人间佛教运动，仍居主流地位。也就是说，人间佛教运动，已从早期与佛教返正运动相竞争的态势，发展到渐成主流的局面。
　　

　　而也由于人间佛教的发展，佛教已从早先受人鄙夷、被视为现代化障碍物的状况，变成华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成就。佛教办的寺院固然越来越多，它办的学校、报纸、杂志、电台、有线电视、美术馆、社福机构也同样越来越多；参与救灾、扶贫、纾困、社教、艺文活动，层次之广、影响之大，即使是政府行政部门也常自愧弗如，更不用说儒家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