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益州建塔立寺也非偶然。益州的中心地成都自西汉起就是仅次于长安的大都市，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南北朝时期为刘宋、南齐和萧梁所领有，553年尉迟迥率西魏军夺蜀，从此归入北朝的统治。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吐谷浑与益州的关系尤为密切。《梁书•河南传》载伏连筹在天监十三年、十五年迭献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不仅如此，河南道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南朝与柔然以及西域往来的重要通道。《南齐书•州郡志》载：“益州，镇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南史•萧纪传》卷五十三记载：萧纪551年僭号于蜀之前，曾经“……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俊，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益州特别是成都地区不仅商业繁盛，文化昌达，佛教也十分兴盛。从考古发现看，以成都为中心有许多当时的佛教造像出土，仅毁于唐武宗废佛之厄的位于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就已陆续出土宋、梁、北周和隋唐造像200余躯，所以吐谷浑在益州建寺立塔即迎合了当地的佛教氛围，同时也在那里为宣传自己建立了一个窗口。
   

　　综上所述，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吐谷浑对佛教的传播有过积极的贡献，同时佛教也影响到吐谷浑。可以肯定，至少在慕利延时代，佛教传入了吐谷浑。不过，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限制，吐谷浑对佛教的接受是十分有限的。《梁书》“国中有佛法”只是说明了吐谷浑受到佛教的影响，并不能因此将其信仰佛教的程度与当时周边的政权相提并论。而史料中关于吐谷浑在益州建塔立寺的记载，则更多地是吐谷浑利用佛教与南朝亲善的一种外交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