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大力提倡佛教，始终把佛教视为西夏的第一宗教。关于西夏佛教传播、译经、寺庙、僧人等已多有论列。近年笔者在阅览、整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主学研究所藏西夏文献时，接触很多佛典，了解到不少有关西夏佛教的新资料。随着西夏考古事业的进展，专家们对西夏佛教的建筑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察，使研究西夏佛教的资料更加丰富。以下就西夏佛教的几个侧面作些探讨，难免挂一漏万，恳请专家指正。

　　一、多种皇室发愿文

　　佛教传入中土后，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为推行佛教，唐、宋时期的皇帝亲自撰写圣教序，为刻印佛经撰写序言或发愿文。西夏统治者继承中原王朝的衣钵，不断印刷、施放佛经。西夏皇室为满足自己的信仰，推动佛教进一步发展，采取了多种措施。一部分佛经由皇室刻印，并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撰写发愿文或序言就是其中的一种。目前所能见到的以西夏皇帝、皇太后名义撰写的施经发愿文、佛经序等至少有17件。一个朝代有这样多的御制佛经发愿文和序言，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下面将西夏皇室所作发愿文和序依年罗列如下：崇宗时期刻印西夏文《圣大乘无量寿经》御制序4面22行；仁宗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印施番、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西夏文发愿文3面16行；仁宗天盛元年（公元1149年）印施番、汉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及《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的西夏文后序愿文6面50行，汉文发愿文7面59行；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印施西夏文、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西夏文发愿文存4面30行，汉文发愿文4面28行；乾祐十五年（公元1184年）刻印汉文《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发愿文，残页，存24行；乾祐十五年刻印番、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西夏文发愿文7面41行，汉文发愿文41行；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印施番、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西夏文5面28行，汉文发愿文5面26行；同年皇后罗氏还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有题记2行；同年皇后罗氏还印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有题记2行；桓宗天庆元年（公元1194年）皇太后罗氏印施番、汉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西夏文发愿文6面31行；天庆二年（公元1195年）皇太后罗氏印施番、汉文《佛说转女身经》汉文发愿文5页24行；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皇太后罗氏印施番、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汉文发愿文9面50行，尾残；罗太后还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佛说宝雨经》上有木刻押捺题款；襄宗应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番、汉《金刚经》《般若经》的西夏文发愿文，前残，存22行（注：以上分别见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612、3780、6821、6360、6796、7577、2315、638、80、5423。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卷，TK164、165；第三卷，TK145、128、121；第二卷，TK58、61、98；第一卷，TK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7年。）；神宗光定四年（公元1214年）发愿将《金光明最胜王经》以泥金字抄写，并作御制发愿文；此处还有西夏文御制《大白高国三藏圣教序》（残）、《慈悲道场忏罪法序》（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39～240页、第280～23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西夏的御制发愿文和序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其中不仅记录了西夏对佛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真实地记载了很多西夏重要佛事活动，有重要学术价值。过去依据部分西夏佛经序和发愿文了解到很多有关西夏佛教发展的史实。现在发愿文更多了，有关西夏佛教发展的史实更加充实，脉络更加清晰，使我们对西夏佛教的流传和发展有了更新的认识。
   

　　西夏皇室佛经序言和发愿文多集中在仁宗、桓宗两朝，反映出这段时间西夏王朝推动佛教的力度加大，特别是仁宗和罗太后在西夏后期佛教发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也反映出西夏时期印刷业、特别是佛教经典印刷在这两朝有非同以往的进展。

　　二、最早的三位帝师

　　西夏佛教有系统的封号制度，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师号是“帝师”。十几年前发现了西夏有帝师之设，并论证是中国最早的帝师。目前从新的文献资料中发现的西夏的帝师不只是一位，而是至少有3位。
   

　　一位是过去已经考证过的仁宗时期的贤觉帝师，他名为波罗显胜。贤觉帝师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汉文题款为“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怀卧勒沙门波罗显胜”。不难看出他在西夏的宗教地位极高，官位也很高。所赐官位“卧勒”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封号，相当于大国王的地位（注：罗昭：《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4期：《西夏佛教史略》第137～142页。）。后又见西夏汉文《杂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师、法师、禅师，更确证了西夏帝师的存在（注：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6月。）。
   

　　在近年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时发现贤觉帝师还有更多的佛事活动。俄藏文献中有西夏文刻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其经末西夏文题款与上述房山云居寺汉文佛经题款相对应，贤觉帝师的职称、官位、封号、人名完全一致，证明云居寺所藏汉、藏合璧佛经，原有西夏文本。在刻本西夏文《佛说阿弥陀经》题款中有“贤觉帝师沙门显胜”。“显胜”即帝师波罗显胜的简称。贤觉帝师在西夏传著了多部经典，这些著作中都有“贤觉帝师传”的字样，如《一切如来百字要论》、《圣观自在大悲心依烧施法事》、《圣观自在大悲心依净瓶摄受顺》、《默有自心自劝要论》、《禁绝顺要论》、《疾病中护顺要论》、《默有者随胜住令顺要论》、《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等多种。有的文献署名“贤觉菩萨传”或“贤觉菩萨作”，如《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等持集品》等（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598、6761、7165、6778、5989、7196、6213、816。参见（俄）克恰诺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西夏佛教文献目录》（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292、507、566、567，京都大学，1999年。）。贤觉菩萨即贤觉帝师，在《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中题“贤觉菩萨传，兰山智明国师沙门德慧译”，而在《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题“贤觉帝师传，兰山智明国师沙门德慧译”，两种经典译者相同。又《等持集品》是贤觉菩萨作，仁宗译经；《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是贤觉帝师传，仁宗验定；《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贤觉帝师传，仁宗验定。这些题款可佐证贤觉帝师和贤觉菩萨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