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因与汉人接触，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不断汉化，胡族上层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胡族的汉化》，黄山书社，1987年版。），因此，他们建立的政权很快接受了佛教。而吐谷浑很早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汉化较浅。《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僧人宋云、惠生在伏连筹时代（神龟元年，518年）去西域取经，取道吐谷浑，他们描述当时吐谷浑的语言文字同于北魏，流行汉语，但“风俗政治，多为夷法”。1960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两次对位于今青海湖西岸的吐谷浑晚期都城伏俟城进行了调查研究（注：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考古》1984年第3期。），探明伏俟城由内城和郭城组成。郭城呈长方形，东西宽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冲毁，长度不明，城垣有砾石垒砌。内城在郭城西部，方形，边长约200米。墙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宫殿遗址可能建在位于城内偏西北处发现的边长为70米的方形台基处。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吐谷浑后期仍然过着游牧为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吐谷浑统治的区域，原本羌、氐聚居之地，《后汉书•西羌传》卷八七曰：“河关（今甘肃兰州西南）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可见汉代西羌也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因这里地处险远，汉族势力直到西汉中期才刚进入，开发也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好的河湟流域，尤其是湟水地区。根据青海省考古普查资料看，汉代遗址墓葬在湟水流域有400余处之多，而在黄河流域的却不足10处，而且主要分布在化隆、循化两县的黄河两岸（注：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由此推论聚居在这里的羌、氐各族受汉文化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吐谷浑吸收了文化并不是很先进的羌、氐各族，使他们成为主要部民，自然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不能同在汉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民族政权相提并论。因此，由于这种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梁书》中“国中有佛法”一句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吐谷浑也像当时的其它政权那样广泛信仰佛教，合理的解释是吐谷浑自慕利延时代起虽受到了佛教的浸染，但对佛教的接受是有限的。吐谷浑的宗教信仰仍然主要是原本原始的巫术，即遇事占卜，敬鬼神，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等。巫术是漠北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信仰，《高僧传》卷第十神异下《昙霍传》记载，建和二年（401年）高僧昙霍来到河西鲜卑建立的南凉传教，南凉国主之弟耨檀说：“仆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违先人之旨”。于是，为证明佛道神明，昙霍幽闭七日不食，毫无饥渴之色，耨檀才厚加敬仰，改信皈依。正因为吐谷浑接受佛教的程度有限，所以前述慕利延一方面认可世子瓊向宋遣使并出资为慧览在益州建寺，而当他侵入于阗这个佛教之国时，不仅屠戮人民，对佛教寺院也毫不留情。
   

　　佛教又有像教之称，立寺建塔、开窟造像在吐谷浑周边地区曾蔚然成风，至今遗留下许多当时的佛教美术遗迹。然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和笔者对青海地区进行过的实地调查，青海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很少，所有遗迹也主要分布在西宁及以东的农业地区，这也反映了吐谷浑佛教并不兴盛的状况。
   

　　吐谷浑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本身游牧经济为主的特点，决定了它势必与内地的其它政权发生密切的联系。慕利延和伏连筹都选择在南朝统治下的益州地区建塔立寺，与其说是由于仰慕佛教，不如说是以此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加强与对佛教极为重视的南朝之间的良好关系。
   

　　吐谷浑作为地处边疆较为弱小的政权，为了自我保护和获得更多的利益，向南北两大政权均遣使称臣，接受封号，但与北朝的关系是时战时和，而与南朝一直和平友好，从未发生过战争。公元420年，刘宋建立，吐谷浑正当阿豺在位。他兼并氐、羌，拓土至龙涸、平康，和刘宋西边的益州接壤。由于从龙涸沿岷江而下，就可到达蜀郡的中心成都，这条经青海通往巴蜀之路，被称为青海古道中的“河南道”，当时西域、柔然与南朝往来皆经此途径。阿豺423年开始遣使通宋，献方物，此后交往不断。据周伟洲先生《吐谷浑史》中的统计，吐谷浑向刘宋遣使计二十次，向南齐遣使一次，向萧梁遣使九次。445年北魏击慕利延，致使其败走于阗。次年虽返回故土，但慕利延惧魏军再至，于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向宋遣使并上表“……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俊门”，请求保护。宋太祖不仅赐以牵车，而且同意“若虏（北魏）至不自立，听入越俊”（注：《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可见双方关系之密切。以上仅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没有记载的肯定还有。吐谷浑在梁大同六年（540年）最后一次向南朝遣使后，可能由于侯景之乱后梁朝诸王混战，生产凋敝，尤其是西魏553年占取益州之后，吐谷浑与之交恶，所以入梁朝贡的交通也就基本被阻断了，以至直至陈朝的史籍中都不再有关于吐谷浑的记载。
   

　　吐谷浑向南朝遣使献方物，一方面要表示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另外是为贸易往来。所献方物也是投其所好，联络感情，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众所周知，自东晋以来南方许多帝王名士积极倡导佛教，梁武帝萧衍还以护法人主自居，亲自登坛讲演佛理，使南方佛教之盛达到顶点。吐谷浑遣使并携带资财要求南朝君主同意在他们领土内的益州建塔立寺，其实和投其所好贡献方物性质是一样的，而且有什么方物比这样修功德更赢得人心呢。为表示对华夏文化的虔敬，梁大同六年夸吕可汗遣使，还向梁武帝“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梁武帝“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注：《南史》卷七《梁本纪》中。）。以这样的方式和南朝交好，并非只有吐谷浑。高昌沮渠政权为了对抗北魏，曾四次遣使刘宋，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其所行的路线都经过吐谷浑境内，所携带敬献的方物，其中一次就有在中原尚未获见的佛经《毗婆沙论》（注：参见前揭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