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维摩诘所说经》上、中、下3卷，经折装，共300多面（注：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根据其题款可定为12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原的南宋时期，比宋朝毕昇发明泥活字仅晚一个世纪。这部珍贵的西夏文佛经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1987年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残卷（注：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此经与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是同一种活字印本。
   

　　俄藏西夏文文献中还有其他活字版佛教著作。《大乘百法明镜集》卷九，原为经折装，现已摊平为一纸4面的10张纸，前残，卷尾有经名。《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经折装，共6面。《三代相照言文集》系佛教禅宗著作，首尾俱全，蝴蝶装，41页，卷末有发愿文3面半、22行，其题款中记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由此更可确切证明此经为活字版本。这几种都是木活字印刷品，比《维摩诘所说经》的印制要精良得多，时间约在12世纪中晚期。
   

　　1991年宁夏贺兰山方塔出土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经《吉祥皆至口合本续》第9册，蝴蝶装，共400多页，系藏传佛教经典（注：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载《文物》1994年第9期。）。其时代属于西夏中晚期，也是现存最早的活字版本之一。它的出土使中国西夏文活字书籍增添了重要品类，也是中国早期活字版本的重要发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北区洞窟进行全面清理、考察，其间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西夏文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又惊喜地发现了活字印本，除一些页面完整外，多为残片。其中有《地藏菩萨本愿经》，蝴蝶装，发现于59窟、159窟、464窟，共8纸；《诸密咒要语》，蝴蝶装，121窟出土，计16纸散页，有的为残片，有的页面完整或基本完整（注：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1917年在今宁夏灵武市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其中几十卷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都具有活字印刷的特点，现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等处也有部分入藏。在此经卷第五西夏文题记中有“令雕碎字”，卷第四十西夏文题记中也有“作选字出力者”。“碎字”即活字。“选字”应是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应是拣排活字的工匠。这两条西夏文题记更证实这种《华严经》为活字本。
   

　　此外，在黑水城和敦煌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还有一些尚未考证出经名的残片，也是活字版印刷品。
   

　　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一种抄本西夏文佛经名为《胜慧到彼岸要语学禁现前解庄严论显颂》，在其经未的题款中记载了西夏应用活字印刷的重要史实。题款中有两个人的称谓有“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的头衔，其中一人还有“工院正”的职称（注：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工院是西夏的一个政府机构，董理工技制造之事。由此可知，活字印刷在西夏有专门政府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作为一种实用工技，已得到政府的重视并纳入政府管理。这一抄本佛经的底本应是活字印本。
   

　　在西夏以前，未见有以活字版印刷佛经者。应该说西夏开创了用活字版印制佛经的先河。综观已见西夏活字版佛经，活字质料有泥活字，有木活字；装帧方式有蝴蝶装，有经折装；版式也多种多样；其字体有大、中、小多种类型；印经内容有中土佛教经典，有藏传佛教经典。由此推测，西夏印刷活字版佛经的场所非只一处，活字印刷已成规模。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便开始使用活字印刷，发挥了“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注：（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板印书籍》条。）的长处，适应了当时对佛经的大量需求。中国西夏的活字印刷早已进入社会实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