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昊立国之初，就开始大兴土木，建佛舍利塔。《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载了当时藏骨建塔的盛况（注：《嘉靖宁夏新志》卷八，乾隆四十五年修《宁夏府志》卷一九。）。所建佛塔乃是目前所知西夏建塔最早的记载，尽管文献没有记载塔的名称和具体形制，但《碣铭》形容它是“连云之塔”，偈文中又称赞它是“五百尺修兮，号曰塔形”，虽是夸张之词，也可想见塔身之雄伟。此塔早已不存，所在方位和形式有待考证。
   

　　秀丽的承天寺塔位于银川市西南的承天寺内，它是银川的标志，更是西夏的象征。著名的承天寺是毅宗母后没藏氏倡建。修建宏伟的承天寺，是一次浩大的工程，以致要动用“兵民数万”（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八、卷一九。）。当时所作《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描绘了兴建承天寺和埋葬佛顶骨舍利的情景，其中也记载了建塔的情况：“建塔之晨，崇基垒于珷玞，峻级增乎瓴甋。金棺银椁瘗其下，佛顶舍利閟其中。”（注：《嘉靖宁夏新志》卷四。）承天寺塔为八角形楼阁式砖塔，共11层，逐级收分，呈锥体，全高64.5米，为厚壁空心式木板楼层结构，塔顶以上斜收成八角锥形的刹座，上有高大的桃状绿琉璃刹顶。塔形秀俏挺拔，虽经重修过，但仍然表现了西夏佛塔建筑的艺术风格。
   

　　中国佛塔多为单塔，双塔极少。西夏的拜寺口同一座寺庙中有一对高大庄严的佛塔，更是罕见。拜寺口双塔位于银川市西北约4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始建于西夏。塔分东西坐落，相隔百米，形影相吊，形成贺兰山下的景色奇观。两塔外形和高度近似，均为八角形13层密檐式砖塔，高约45米，装饰繁缛华丽，充满了藏传佛教的密宗色彩。近年又在附近发现了数十座小佛塔的塔基，原来应是塔群。
   

　　一座塔由两种不同形式的塔型衔接建成，是宏佛塔的特点。宏佛塔位于银川东北20公里的贺兰县镜，是楼阁塔与覆钵塔的复合形式，下部3层为八角形楼阁塔，上部是巨大的覆钵塔。此塔为空心结构。楼阁塔各层塔身上部砌出阑额、斗拱和叠涩砖塔檐，檐上有平座和栏杆。覆钵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基平面呈十字对称向内折两角形式，塔身呈覆钵式，塔刹由亚字形刹座承托“十三天”，顶部塌毁。塔身通体涂石灰，施以彩绘。维修时发现塔的天宫内有大量西夏文残碎经版，有精美的彩塑佛像残件，还有稀见的早期佛教绘画。
   

　　拜寺沟方塔位于贺兰山拜寺沟内，距沟口约10公里。方塔是一座正方形13级密檐式空心砖塔，逐级收分，是西夏时期兴建的一座佛塔，也是目前所存惟一的方形西夏塔。出土重要文物有西夏文活字版佛经《吉祥皆至口合本续》等一套9本，以及西夏文、汉文文书，汉文佛经、绘画、器物等，其中有仁宗刻本施经发愿文残页，年款为乾祐十一年（公元1180年）。此外还有书写汉文、西夏文的木中心柱。宏佛塔和此塔密教经典、唐卡的发现，反映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由西向东发展的事实。1990年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数百年古物毁于一旦，令人扼腕。
   

　　康济寺塔位于同心县韦州镇所属的韦州古城东南隅。寺毁塔存，塔因寺而得名。这是一座八角形13级密檐式空心砖塔。塔残高39.20米，加固修复后的高度42.70米，由塔身、刹座、相轮宝顶三部分组成，底层较高，自第二层以上被层层密檐平座紧箍，往上收分与刹座宝顶有机结合，形成刚劲有力的抛物线外廓，显得凝重柔美，再现了我国早期密檐式塔的韵律。
   

　　塔阵在中国也不多见。西夏有世上稀有的大型塔阵，它建筑在河岸斜坡上，更显奇特。一百零八塔在宁夏青铜峡市峡口黄河西岸，依山势从上至下按奇数排列成12行：第一行为1座，第二、三行各3座，第四、五行各5座，第六行以下分别为7、9、11、13、15、17、19座，总计108座，形成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塔均为喇嘛教式实心砖塔。塔体形制大致上可分为四类：第一行为覆钵状；第二行至第六行为八角形鼓腹尖锥状；第七行至第八行为宝瓶状；第九行至第十二行为葫芦状。原来认为藏传佛教宝瓶式白塔在元代才有，所以认为这些塔是元代塔，实际上西夏时期已经信奉藏传佛教，并开始兴建这种佛塔（注：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著名的死城西夏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是西夏黑水监军司所在地，曾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西夏时期黑水城城内寺庙很多，占地面积宽大（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61～62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黑水城西北角的城墙上耸立着佛塔，这在佛塔建筑上也是稀见的。土坯砌垒的宝瓶式佛塔，经数百年蹉跎岁月，仍挺立在城墙上。人们访问黑水城时，很远就望见此塔风采。佛塔是西夏抑或是元代始建，仍需探讨，但骑坐在城墙上的佛塔已经成了西夏黑水城的象征。
   

　　现在所见到的西夏佛塔仅是西夏时期大量佛塔的部分遗存。形式多样的佛塔反映西夏佛教信仰之盛，也能看到西夏佛教建筑形式的多样和艺术之精湛，从中还能透视出西夏佛教信仰方面多民族交融的现象。

　　六、最早的活字版佛经

　　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应用开创了印刷史的新纪元，对促进世界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毕昇用活字印刷术印了哪些书籍，史无明载。毕昇的发明以沈括《梦溪笔谈》的科学记录而得以继续播扬。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周必大曾“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玉堂杂记》二十八卷”（注：（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八“札子十”。）。所谓“沈存中法”，即沈括所记录的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文献还记载宋朝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范祖禹作《帝学》8卷，用活字本印刷，书末有印书题记（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宋以来活字版》，中华书局，1957年。）。可惜两宋的活字版印刷品都没有保存下来。
   

　　近几年随着新的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印本，给西夏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这些活字印刷品多数是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