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去世后，天庆元年（公元1194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罗氏于“周忌之辰”印施《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命工雕此经，印番1万部，汉2万部……复请中国大乘玄密国师、及宗律国师、法师、定师等作广大法会七日七夜，又请义显法师及慧照定师作水陆不拒清净大斋法事三日三夜。
   

　　仁宗去世后两年，即天庆二年（公元11195）九月二十日罗太后于“二周之忌辰”印施《佛说转女身经》番、汉文共3万余卷，并彩绘功德3万余帧。
   

　　仁宗去世后3年，即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皇太后罗氏又于“大祥之辰”，发愿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许愿在3年之中，作大法会烧结坛等3355次，大会斋18次，开读经文：藏经328藏、大藏经247藏、诸般经81藏、大部帙经并零经5548178部，度僧西番、番、汉3000员，散斋僧30590员，放神幡171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77276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93000部，数珠16088串，消演番、汉大乘经61部，大乘忏悔1149遍，皇太后宫下应有私人尽皆舍放并作官人，散囚52次，设贫65次，放生羊70790口，大赦1次。
   

　　襄宗应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作1758遍，读诵经：大藏经番、西番、汉108藏，诸大部及余杂经等共20056部，剃度僧人324员，令法、国、定师、副、判、提点及其余众僧等67193员作斋会，放幡56口，散施番汉《金刚经》、《般若经》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等共5万卷，消演番汉大乘经5部，大乘忏悔181遍，饭囚8次，设贫8次，放生羊343口，大赦2次，每次3日（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3780、683、542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卷，TK121、128；第二卷，TK58；第一卷，TK12。）。
   

　　除皇室外，有能力作大法会、印施佛经的，还有高官显宦。如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因疾病缠绵，日月虽多，药石无效，因此印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任得敬是仁宗朝的外戚权臣，阴谋篡权分国。该年正是仁宗为“皇太后周忌之辰”大兴法事，印施佛经，作大法会之时。
   

　　天盛二十一年（公元1169年）孝子枢密、内宿等承旨，殿前、匦匣司正库瑞忠茂，因去世父亲已过“七七”，印施《佛说父母恩重经》，令作其余法事，演说此经，还施舍净物，命匠雕刊千卷散施。
   

　　西夏某一中书相亡故后，其子刻印《佛说父母恩重经》并作一系列法事活动。在七七之日，敬请禅师、提点、副判、承旨、座主、山林戒德、出在家僧众等7000余员，烧结灭恶趣坛各10座，开阐番汉大藏经各1遍，西番大藏经5遍，作《法华经》、《仁王经》、《孔雀经》、《观音经》、《金刚经》、《行愿经》，乾陀、般若等会各一遍，修设水陆道场3昼夜，及作无遮大会1遍，圣容佛上金3遍，放神幡伸静供演忏法，救放生羊1000口。可惜此发愿文后部残缺，失去相关题款，不知是何人何时作此法会。
   

　　一个名为安亮的人，他母亲死后百日，刊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10008卷，绘弥陀主伴尊容72帧，在终七之时，大兴佛事，广启法筵。请诸禅、法师、律僧、讲主，转大藏及四大部经，礼千佛与梁武忏法，演大乘忏悔，展放神幡，数请寿僧，诵《法华经》，命西番众持《宝集偈》，燃长明灯49海，读《大般若》数十部。至终七之辰，请诠义法师设药师琉璃光七佛供餐，惠照禅师奉西方无量寿广大中围，西天禅师提点等烧结减恶趣坛，矧六道法事。安亮也是有地位、有钱财的人（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8106、684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卷，TK124、120。）。
   

　　看来西夏的佛教法事活动后期较多，规模很大。有的法会集中3000甚至7000僧人参加，应天四年的大法会竟有67000余僧人参加斋会，其佛事规模实在令人咋舌。当年蒙古再次入侵，西夏兵败，国势危急，或许此次法会为国家免灾祈福而设。
   

　　皇室的法事往往请有名高僧主持，集印经、施经、读经、设道场、作善事等多种活动为一体。皇室的法会可请国师、法师、禅师，而其他人虽位居宰辅，作法会时大约只能请法师、禅师，而没有资格请国师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知法会都没有帝师参加。同时可以看到，密宗的科仪忏法也成为西夏佛教法会的重要内容。总之，这些法会综合地反映出西夏佛教信仰风俗。西夏后期佛教法事的铺张和奢侈，使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劳动人民负担加重，更加贫困。
   

　　西夏对宗教法事活动也有严格的规定，《天盛律令》规定：“诸男女有高位等，死亡七七食毕，官方应为利益时，所赐僧人、道士数依谕文所出实行，此外，不许自求僧人、道士。”（注：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410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可见有高位者死亡可作“七七”，官方还要赐给僧、道，但数量应按谕文规定实行。在西夏佛、道皆受法律保护，而上述重大法事活动只有僧人参加，无道士活动，反映西夏自上而下以佛教信仰为主流，道教势力较弱。

　　五、风格各异的佛塔

　　佛教的广泛传行，必然带动塔寺的大规模兴建。西夏境内“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41～25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过去已知西夏有众多寺庙和佛塔。西夏的寺庙历经历史的风云大都已毁坏无存，而当时的佛塔却有不少仍矗立在西夏故地，尽管有的已经过重修，也还不失原来的风貌。这些饱经沧桑的佛塔展示着西夏佛教历史。经过近些年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考察，一些过去认为是其他朝代或时代不明的佛塔确认为西夏的佛塔。佛塔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也逐步明朗。这样对西夏佛教的建筑又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