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已辑录到有24位西夏国师，26种封号。当然这还不是西夏国师的全部。中原地区早有国师，但西夏国师之多，在历朝国师封号中也算得上是十分突出的。从这部分国师的部分传法、译经活动中已经可以了解到他们或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或传译佛经，或主持法事，在西夏佛教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还应该指出的是，榆林窟真义国师像、黑水城出土鲜卑国师说法图大概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师像。

　　四、铺张的法事

　　西夏以每一季的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礼佛（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八、卷一九。）。礼佛圣节一年4次，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这种节日自元昊规定始行。元昊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做法，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
   

　　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即佛教的盂兰盆节，原是中原地区节日，主要是追荐祖先而举行的佛教节日，是时结道场、诵佛经、放河灯、演《目连救母》杂剧。西夏也将七月十五日作为重要节日，并作法事。《圣立义海》“七月之名义”中“贤僧会聚”条：“七月十五目连报父母之恩，供盂兰，结道场，贤圣僧人聚日是也。”（注：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原译文有所改易，原译文为“七月十五，〔茂陵〕报父母之恩，供神石，设具场，乃众神会聚之日也”。今改为“七月十五目连报父母之恩，供盂兰，结道场，贤圣僧人聚日是也”。）正是这一重要节日在西夏的真实情景。
   

　　由于西夏佛教的传播和普及，西夏的佛事活动也呈现发展的趋势。因西夏早期的文献资料较少，佛事活动多见于赎经、建寺、译经等，至于法会等很少涉及。至西夏中期以后，随着密宗的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兴盛，法事活动在佛教信仰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新见的西夏文献中，记载了更多的西夏佛教法事活动。
   

　　崇宗时重修凉州护国寺和佛塔，于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竣工时大兴庆祝，“诏命庆赞，于是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起法筵，普利群品，仍饭僧一大会，度增三十八人，曲赦殊死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僧常住”（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5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年梁太后和崇宗皇帝又发大愿，印施《圣大乘无量寿经》，令内宫刻印1万卷，手绢（彩绘）1万帧，施诸民庶。
   

　　仁宗时期西夏法事活动越加频繁。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为使已故崇宗皇帝，同会弥勒，生入净土，而印施番、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汉《金刚经》、番《真实名经》等，共施5000卷。此时正值崇宗去世6周年。
   

　　仁宗天盛十九（公元1167年）年五月初九日于“皇太后周忌之辰”，仁宗大兴法事，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等开板印造番汉《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共两万卷，散施臣民。请觉行国师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演讲《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皇太后指已经去世的罔氏。
   

　　仁宗乾祐十五年（公元1184）九月十五日仁宗“适逢本命之年”，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恳命国师、法师、禅师，及副、判、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等，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经、讲演上乘等妙法、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等诸多法事，印施经番、汉51000余卷，并彩绘功德51000余帧，数珠不等51000余。
   

　　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九月十五日，仁宗66岁，刻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请3位国师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在法会上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0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5万卷，以及饭僧、救生、济贫、设囚诸般法事，凡7昼夜。
   

　　乾祐二十四年（公元1193年）仁宗去世，“于先圣三七日时”印施《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聚会文武臣僚，共舍净物，恭请护国宝塔下定师、提点、副使、判使，在家、出家诸大众等3000余员，令净恶趣，《七佛本愿》、《阿弥陀佛》，各自烧施道场供养等，七日七夜，命读诵番、汉、西番三藏经各一遍，救贫、放生、施放神幡，请匠雕印施此经番、汉文2000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