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以喻体代喻旨，或以谜面代谜底，或以具象代抽象，典故、廋词、隐语纷纷用上，目的似乎都在“不犯正位”。这种习气也被江西诗派继承下来，如陈师道云：“打门何日走周公（梦）。”（《寄豫章公三首》其一）饶节云：“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犹求旧管城公。”（《次韵答吕居仁》）谢逸云：“曲肱但作吉祥卧，浇舌惟无般若汤（酒）。”（《闻幼槃弟归喜而有作二首》其二）曾几云：“从来叹赏内黄侯（螃蟹），风味尊前第一流。”（《谢路宪送蟹》）吴坰云：“少日萦心但黄嬭（书），暮年鬼使欠青奴（钱）。”（《五总志》）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庆历、元祐以来，频见‘云间赵盾’、‘渊底武侯’、‘青州从事’、‘白水真人’、‘醋浸曹公’、‘汤 右军’、‘平头’、‘长耳’、‘黄嬭’、‘青奴’、‘苍保’、‘素娥’、‘鹅黄’、‘鸭绿’、‘此君’、‘阿堵’，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至载‘左军’为鸭，‘泰水’为妻母之笑柄。况之选体，踵事加厉。”（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8页。）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这种习气与当时的禅门宗风如出一辙，苏轼就曾指出：“僧谓酒‘般若汤’，谓鱼‘水梭花’，谓鸡‘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苏轼文集》卷七二《僧自欺》）尽管僧人的目的是出于对佛教戒律的忌讳，但其语言技巧却是标准的“言其用不言其名”，与诗人的借代词并无二致。司马光曾有感于当时的状况：“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三引）这种情况在江西诗派中同样存在。陈师道有诗云：“险韵廋词费讨论。”任渊注：“《晋语》曰：‘有秦客廋辞于朝。’注云：‘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后山诗注》卷九《敬酬智叔三赐之辱兼戏杨李曹二首》其二）我们有理由认为，宋诗中借代隐语的“踵事加厉”，是与同时代禅门隐语玄言的流行分不开的。这不仅表现在二者形式上的相似，时代上的同步，而且还有具体的事实联系，如被苏轼称为“僧自欺”的“般若汤”，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前举江西诗派诗人的作品里。而前举苏轼自己诗中曾使用过的“木上座”，也是禅家公案里的隐语：“夹山又问：‘阇黎与什么人为同行？’师曰：‘木上座。’遂共到中堂，取拄杖掷夹山面前。”（《景德传灯录》卷二○《杭州佛日和尚》）北宋诗人赵令畤诗中用“青州从事”对“白水真人”，苏轼极力称赞道：“二物皆不道破为妙。”（《侯鲭录》卷一）这表明苏轼对借代词的修辞功能是充分肯定的。而“不道破为妙”，正是禅宗谈禅说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诗与禅的这些文字伎俩，都在于避免直言说破，曲隐其词，所以殊途同归。
    　

　　宋诗的另一条技法“言用勿言体”也从禅宗的言说方式脱胎而来。陈本明论诗云：“前辈谓作诗，当言用勿言体，则意深矣。若言冷则云‘可咽不可漱’，言静则云‘不闻人声闻履声’之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引《漫叟诗话》）所举两例皆苏轼诗，分别出自《栖贤三峡桥》和《宿海会寺》。所谓“体”，指抽象的本体或性质；所谓“用”，指具体的作用或表现。“言体”者，一是空洞浮泛，二是正面直说；绕路说禅：从禅的诠释到诗的表达“言用”者，一是具体落实，二是迂回包抄。就苏诗而言，“冷”和“静”是“体”，若直言之，了无余蕴；若以“可咽不可漱”来表现冷，以“不闻人声闻履声”来表现静，则不仅化空洞为落实，而且避免了字面上的直说。必须指出，“体”和“用”是佛教禅宗颇爱使用的一对概念，如《坛经•定慧品》云：“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而中国禅从楞伽师时代起便十分重视体用相即之说，到了马祖道一的洪州禅，更由强调向“体”的回归转入对“用”的自觉（注：参见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 ）。禅门公案中常见的以具象语言回答诸如“如何是佛法大意”一类的抽象问题，正是“言用勿言体”的典型。陈本明所拈出的前辈作诗法以及苏轼作品的例证，应该是受到禅宗以“用”代“体”的诠释方法的启示。而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绕路说禅”之一种，比之惠洪的“言用不言名”更接近“遮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