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禅与生活禅”。我们来到赵州祖庭，在柏子树下、赵州塔前，参加第十七届生活禅夏令营，度过了难忘的七天。我们在这七天里，听了很多法师、专家、学者的授课，内容可说是丰富多彩，面面俱到，而且还有实际的禅修活动、行脚活动、寺院的生活体验。所有这些，究竟给我们传达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我想就这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们的夏令营是“生活禅”夏令营，生活禅和整体佛教密不可分，和禅宗密不可分，这是它的共性。之所以提出“生活禅”这个理念，一定还有它的个性。如果没有个性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传统的修学方法、操作方法、理解方法，来信佛、学佛、修行就可以了，不必另外标榜什么生活禅。既然提出一个生活禅的理念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就必然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不是无根无据地臆想出来的， 而是从整体佛教、整体禅宗当中抽出来某些特别对当代人有启示的地方，为当代人容易接受的地方，把它加以总结归纳，使传统的佛教、传统的禅宗，对当代人有一个交流沟通的契入点。下面我想就此与各位做一些分享。

一、中国佛学特质在禅

　　先说关于禅的内容。这里所说的禅特指中国禅宗的禅，也就是祖师禅。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追随太虚大师的思想，再来做一点点回应。太虚大师在几十年前讲《中国佛学》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这是今天教内教外在讲中国佛教、讲禅的时候经常引用的一句话。禅的特质是什么呢？太虚大师也做过一些梳理和说明。下面要讲的生活禅的六条信息，就是禅特质的一部分。太虚大师这里所说的禅，就是指菩提达磨所传的“顿悟成佛”的禅宗的禅。那么禅的特质具体指什么呢？当时太虚大师在这本书上引用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讲的四点意见。冯友兰先生说，禅宗要义有四点：一、第一义不可说；二、究竟无得；三、佛法无多子；四、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是 冯友兰 先生对禅宗要义的阐述。 冯友兰 先生说此四点中，“佛法无多子”是禅宗所单提，余三点佛家、道家虽略及，但禅宗特重之。禅宗的特质，在太虚大师看来，就是 冯友兰 先生所说的这四点。这四点当中，特别是“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生活禅的用意所在。

　　担水砍柴这种说法，在唐宋以来的禅师语录当中，可以说是普遍地有所提及。之所以会提到，因为在禅宗寺院，僧团的生活就是不离日用而修禅。禅宗的生活方式、禅风，正是把印度的如来禅和中国文化背景结合起来的一种形态。担水、砍柴，仅仅是很具体的两件事，实际上这个提法，就是祖师禅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在我没有到四祖寺以前， 对祖师禅是什么，理解还不是很深刻。到了四祖寺以后，看看那里的山川形势，看看寺院前后那一块一块的田地，再想想当时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双峰山麓，聚集五百人学法参禅，如何能够维持下去？只有走中国佛教独辟蹊径的自食其力的道路。这条路是一条违背戒律的路，这一条路是四种邪命食当中的下口食，当时的主流佛教是绝对反对的。下口食，就是自己种田、自己找饭吃，这就叫下口食。律宗的人最激烈反对禅宗的这一条。但是禅寺聚集那么多人，要靠化缘吃饭不可能，只靠信众的供养也不可能。黄梅四祖寺那个地方很偏僻，当时，唐朝总人口只有几千万，要那个小县城供养五百个僧人，会极大地增加当地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不现实。所以四祖大师提出一个新的禅宗僧团的生活方式，叫做“坐作并重”，坐禅和农作这两者并重。这一下就解决了禅宗寺院的物质基础，解决了禅宗僧团的吃饭问题。当时五祖在四祖座下专门领导五百人当中能劳动的人种田，解决吃饭的问题。佛教能够生存到今天，禅宗能够生存到今天，跟这一条“坐作并重”或者“农禅并重”或者“以农养禅”的道路是分不开的。所谓如来禅跟祖师禅的根本区别也就在这里。如来清净禅，从形式上来讲，接触了农业生产，接触了种地开荒，那就不清净了，违反戒律了。所以仰山祖师跟某一位禅师讨论禅门见地时说，汝只会得如来禅，没得祖师禅。祖师禅的见地与功夫相一致，禅师们经过禅门生活方式的历练，师师相传，心心相印，面对中国社会重农的现实，禅师们将农耕生活融入禅宗僧团的生活之中，从四祖道信禅师的“坐作并重”到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形成了祖师禅最生动活泼的内容之一。这一点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维系法运、延续佛教慧命最根本的一种手段，一直到今天，“农禅并重”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

　　后来，百丈禅师出世，有所谓“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马祖建的什么丛林呢？禅宗的丛林。因为当时禅宗的僧侣寄居在律寺之中，诸多不便，所以当时马祖就在江西开辟了许多禅宗的寺院。今天我们到江西去参访，还有很多寺院是马祖开创的。禅宗的寺院多了，就有马祖的弟子百丈禅师建立寺院清规的必要。禅宗寺院的清规贯彻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的根本要求，没有这一条，当时的禅宗丛林林立，要得到供养解决生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建立禅宗寺院这一举措，就使禅宗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这一举措就使中国佛教、中国禅宗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条规定、这一条措施，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经历的几次教难中挽救了佛教。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是这一条原则，使中国佛教和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找到了共同语言。在解放初期，跟中共的领导人能够对话、能够沟通的人，在佛教界还很难找到。当时有一位信佛的居士，他是国民党第19路军的起义将领，后来又在人民政府做了中南地区的农林部部长，叫陈铭枢。他当时写了三封信给毛主席，讨论佛法在新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在三上毛泽东论佛法的书信中，能够和新政权找到共同语言的就是六祖大师的四句偈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使佛法与世间法，找到一个契入点；然后就是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的传统。说明佛教是主张自食其力、主张劳动生产的，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按劳分配”、“生产自救”、“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这些主张是不矛盾的。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成立，就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一条作为中国佛教最根本的优良传统。所以说禅宗祖师禅的这种具有中国农耕社会特色的生活方式，在新中国再一次挽救了中国佛教，使中国佛教能够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