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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素食主义并非一种原始的习惯，照法国人类学者杜蒙（Louis Dumont）的说法，「世界各地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都没有素食的习惯」，即使像印度那样崇尚素食的民族，「一般民众和部族社会都没有历史久远的素食传统」。在中国古代，素食（通常是用「蔬食」一词）可能也是一般平民日常的生活方式，因此才会出现以「肉食者」来形容「官职者」的习惯，但这主要是基於经济的考量，而不涉及任何宗教或伦理的因素。实际上，在孟子看来，如果一个国家里一般的老人都能食肉的话，反而是政治上轨道的象徵∶

王如果要施行仁政，为什麽不从根本著手呢？每家给他五亩土地的住宅，四周种植起桑树，那麽，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丝棉袄穿了。鸡狗和猪这类家畜，都有力量和工夫去饲养繁殖，那麽，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可吃了。．．．老年人个个穿棉吃肉，一般人不冻不饿，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孟子·梁惠王上》）

就此而言，印度社会显然可算是一个特例，在那儿，素食主义被笼罩上一层宗教与伦理性的色彩。

不过，素食在印度之被视为－－相对於肉食－－一种较为圣洁与高尚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相当晚起的事，而且，实际上是在「不杀生」此一传统观念的要求下才逐渐发展出来的，相对於今日世界其他各地提倡素食者乃著眼於健康或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言（他们坚持畜牧业比起农业对於生态环境的破坏来得更激烈），毋宁有其特殊之处。因此，要了解印度人的素食观，还得从他们的不杀生观切入才行。

不任意宰杀牲畜在印度有其久远的传统，吠陀时代的印度人很可能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雅利安人，至於原住民则可能是农民），结果就像很多游牧民族一样，虽然也吃肉，基本上却是以猎捕而来的兽肉为主，至於作为生产工具的牲畜，一般只有在很特殊的理由下，比方说献祭或宴请重要的宾客时，才会宰杀分享。古印度的《家庭经》及《律法经》即有记载，举行某些仪式时可杀母牛∶例如祭祖、接待尊贵的客人，这种客人被称为goghna（杀牛者），某一特定的献祭中则要杀公牛。换言之，牲畜对他们而言，实具有一种宗教性的意义，有点类似农业民族对耕牛的感情一样。印度後来发展出对母牛的崇敬，其根源或可由此觅之。只是，不管怎麽说，在古代印度人的观念里，素食还谈不上具有任何的特殊意义可言，至少一直到佛陀的时代（西元前五世纪）为止，还是如此。

根据佛教经典所述，当年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为了争夺教团的领导权，曾经想确立「头陀行」（彻底的苦行）为僧侣唯一的修行方式，以吸引有此种倾向的僧众的拥戴。然而，除了坚持终身行头陀之外，他还特别加上了「不食肉、鱼」的要求，这可是连头陀行都没有的规定。为何提婆达多会提出此一特殊的要求，照经典的解释是因为食肉、鱼，「於诸众生为断命事」。换言之，在提婆达多看来，若要坚持不杀生的信仰，素食的戒律显然是必要的，这点倒是完全符合後来大乘佛教的主张，而提婆达多－－就现存资料来看－－无疑就成为印度史上将「不杀生戒」与「　素食」观念结合起来的第一人。

提婆达多的建议当场就被佛陀拒绝了，拒绝的因素可能相当复杂，不过，基本上佛陀一向就坚持中道的理念－既不强调过分苦行，也不赞成放逸享乐。提婆达多要求以头陀行为唯一的修行方式，会遭到拒绝自然不足为奇。不过，此处我们关心的是佛陀对於素食此一要求的答覆∶

愚昧的人啊，我不准僧侣吃三种不净的肉－见到、听到和起疑心。何谓见到？自己亲眼看到那苹畜牲确实是为我而杀；何谓听到？从可靠的人那里听到确实是因为我而杀那苹畜牲；何谓起疑心？附近没有肉铺，又没有自然死亡的牲畜，而那个施舍肉的人看来凶恶，的确有可能故意夺走畜牲的性命。愚昧的人啊，我不准僧侣吃这样的三种肉。愚昧的人啊，我准许僧侣吃三种净肉，那三种－没有见到、没有听到和不起疑心。何谓没有见到？没有亲眼看到那苹畜牲是为我而杀；何谓没有听到？没有从可靠的人那里听到是因为我而杀那苹畜牲；何谓不起疑心？附近有屠夫肉铺，那个施舍肉的人看来有慈悲心，不可能夺走畜牲的性命。我准许僧侣吃这样的三种净肉。

换言之，只要能确定并非特别为了招待僧侣而宰杀的话（即所谓「故杀」），就可以放心食用。以今日眼光看来，这似乎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只是当时的佛陀却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我们晓得，佛陀在世时，僧团还没有建立什麽寺院，更谈不上拥有田产－－换言之，僧院领主制尚未开始发展。因此，僧伽并不自行负责饮食问题（实际上亦无能为力），食物来源主要还是得依赖乞食。僧侣既然必须依乞食为生，施主的家中却又不一定刚好都备有素食，乞食者若要坚持素食，挨饿的机率就不免要大上许多。这是佛陀并不坚持僧侣一定得素食的主要因素。除了环境的考量外，我们晓得佛陀并非一个严格的戒律主义者，他在临终前还特别交代弟子阿难∶「若（僧伽）欲除小小戒，听除」；换言之，细枝末节的戒律条文的更动，他是不太在意的。《十诵律》记载，佛陀弟子迦留陀夷在其次乞食时，不小心压死了一个婴儿，担心是否犯了波罗夷（逐出僧团）的重罪，结果佛陀只是问他「以何心作」，若无心即无犯。对佛陀来说，动机永还是最关键的，《南传大藏经·经分别》在总结「杀生」此一戒律时，开宗明义即说∶「若是比丘故意取人性命∶」，强调的是「故
意」两字－－这正是「不杀生」一词的本意，强调的是「无杀念」（absence of desire to kill）。换言之，若非故意（无心），则後果如何实可不必太过多虑。这倒有点类似基督教所说的∶「基督徒的动机是良善的，至於後果则委诸上帝」这就是佛陀的立场－－只问是否故杀，素食与否则非所介意。

然而佛陀对不杀生的要求可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婆罗门祭典的抨击主要即集中在仪式里的大量用牲∶

佛陀告诉优波迦∶「在举行盛大祭典时，绑起整群的小公牛、公水牛、母水牛，以及羊群等等各种众生，统统杀害，逼迫苦切；役使仆人，鞭笞恐吓他们，使得他们悲泣号呼不喜不乐，苦於作役。像这样的祭典，我是不会赞赏的，因为制造了大苦难的缘故。如果举行祭典时不绑起整群的牛羊，．．乃至不使众人辛苦作役，像这样的祭典，是我所赞赏的，因为不制造大苦难的缘故」。

当时的印度人普遍认为祭祀乃是为自己及家族谋求此生之安乐、来世之福报乃至生天（成为天神）的必要手段。印度最古老的经典，所谓《吠陀》者，实际上即为祭祀所用的圣典。佛陀实际上是不相信祭祀可以有任何效用的，在《长阿含·三明经》里，　认为就算是所谓的「三明婆罗门」（即能通晓梨俱、沙摩、夜柔三吠陀的婆罗门），如果「为五种欲望所迷惑，为情爱所束缚，见不到自己的过失，不知出世的要旨。．．．就算他奉事日月水火，唱道∶『扶接我去生梵天者』，也无成功之可能」。只是当时印度人普遍信仰祭祀的作用，他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以杀生与否作为评价祭典的标准。他禁止门徒从事农作及土木，主要的著眼点也是为了避免杀生。除了释尊之外，当时另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耆那大雄－－也是力行不杀生禁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