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伦理以大乘菩萨精神为旗帜，倡导“正命”即正确的生活方式。这种“正命”的要求，落实在作为中国化佛教典型代表的禅宗那里，就是中国特色的禅门戒律《百丈清规》中所提出的“农禅并作”的劳作伦理观念。百丈怀海（720-814年）顺应佛教戒律中国化的要求，别立禅居，别创禅律，不立佛殿，只树法堂；整顿威仪，依法而住，合院大众，朝参夕聚，宾主问酬，激扬宗要；斋粥随宜，务于节俭，法食双运；行普请法，上下均力；置十务寮舍，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各司其局，并设维那检举，规范僧行等[12](P1158)。百丈怀海创制的古清规的特色，既在“别立禅居”、“整顿威仪”等佛门律仪上的革故鼎新，又在其“行普请法”、“上下均力”的独到孤明。普请法展示的是一种集体劳作伦理观念，倡导的是一种以人格纯净为目标，以简朴和非暴力的劳动、简单的消费获得精神的高度满足来实现人的本质复归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百丈本人也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13](P136)的风范以身作则，倡导农禅并作，信仰与生活融合，反对把商品看得重于人，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活动的实利主义。禅门戒律中的劳作伦理观念受到现代持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理论家的关注。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认为“实利主义主要关心的是商品，佛教徒主要关心的是‘解脱’，但是佛教是‘中道’，因而它一点也不反对现世的福利。妨碍解脱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的迷恋；不是享受舒适，而是渴望舒适。……佛教生活方式令人惊奇之处是它的绝对合理性——财力惊人地小却获得特别满意的效果”，“简朴与非暴力显然密切相连。最佳生活方式是以较低的消费获得高度的满足，使人们的生活不感受巨大压力与紧张，并能履行佛教教义的第一戒律：‘停止作恶，努力行善。’”。[14](P34)
    禅门主张的人格在劳动中形成、在享有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条件下的正当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得福、也使劳动者的产品得益的农禅并作的劳作伦理观念，“与持续发展社会的价值观念最为接近”[15](P261)，其利用资源的方式也与掠夺式的竭泽而渔的破坏人类家园的生产方式大相径庭。
    中国佛教伦理在日常践履中还特别强调奉行“孝道”。佛教进入中土后，面对中土深厚的孝亲文化传统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寻求与中土孝道伦理的契合：一是寻找佛经中的“孝”论，以证明佛家本来就讲孝；二是撰造《佛说父母恩重经》等“疑伪经”对“孝”进行重墨渲染；三是从理论上直接辩护和宣传。唐宋以后，随着中国化佛教的形成，中国佛教孝亲观也日趋完备，不少佛门义僧大力宣扬佛教孝道论，宋代禅僧契嵩（1008-1072年）作《孝论》系统阐述佛门孝亲观，使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达成亲和，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宋代以后，在修持实践中强调“持戒与孝行”统一及“孝顺与念佛”统一的主张，使中土佛教孝亲观的特征更为明显，增强了中土佛教“弘道济世”的大乘伦理理想，又赋予中土传统伦理以信仰力量，强化了中土伦理的教化功能[16]。中土佛教中“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17]等主张，凸现了佛教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对家庭成员责任和义务的关注，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竞争逐利使亲情、温情丧失，出现了无家、无亲与无根的飘零感之情境下，有助于优化家庭关系，让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成为一个温暖的港湾和家园，重建色养与养志一体的家庭关系，以顺着己立立人、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自利利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路，调动佛教中关心人本身、关注人间的伦理资源，达成人与他人、人与社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佛教慈悲济世、利乐有情、实现人间净土的理想得以展现其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