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门戒律中，五戒为一切戒的基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在家徒的规范，又为出家戒所摄，五戒中的不杀、不偷、不淫、不妄等戒具有“自然法”(natural law)的性质，它是人类基于普遍理性产生的一些最高最基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规范。基督教《摩西十诫》中后五戒“勿杀”、“勿盗”、“勿淫”、“勿妄语”、“勿贪他人之所有”，印度《摩奴法典》之五戒：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非梵行（淫）、不贪瞋，耆那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淫、离欲等都同佛教五戒的主要内容相通。佛教传入中国后，护法、弘法者常以五戒会通儒家伦理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即不杀配仁，不盗配义，不淫配礼，不饮酒配智，不妄语配信（注：中国佛教史上，以“五戒”配“五常”的主要有以下文献：1.北魏云靖的《提谓波利经》；2.《魏书•释老志》卷114;3.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篇》，见《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107页；4.智ｙǐ 《仁王经疏》，见《大正藏》第三十三卷，第260页；5.湛然《止观辅行传弘诀》，见《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341页；6.道世《法苑珠林•受戒篇》，见《大正藏》第五十三卷，第926页；7.宗密《华严原人论•斥偏浅第二》，见《大正藏》第四十五卷，第708页；8.吉藏《仁王般若经疏》，见《大正藏》第三十三卷，第319页；9.法琳《辩正论》，见《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949页；10.契嵩《辅教篇•孝论》，见《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661页；11.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等。），使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达成亲和。
    佛教的慈悲戒杀精神及大乘精神中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理想与儒家的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主张结合，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念和实践。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慈悲戒杀的精神得到广泛的弘传和倡行。戒杀、放生、素食等行为成为实行佛教慈悲精神的具体体现。梁武帝奉行大乘菩萨戒，并根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乘经文，一改中土以往依小乘戒而允许吃肉的主张，提出了禁止酒肉的戒律，作了《断酒肉文》，说明断禁肉食的必要性，一方面把禁酒肉与佛教善恶果报思想结合起来（基本轮回的信仰，六道众生都是一家人），一方面把佛教的行慈戒杀与儒家的仁恕之道等同视之。从此，禁止酒肉戒成为中土佛教通行的戒规，显示了佛教戒律的进一步中国化。中土佛徒广为信守奉持的《梵网经菩萨戒本》中强调孝顺、放生、戒杀、断肉食的经文成为佛徒践行的理据（注：《梵网经》言：“尔时释迦牟尼佛，……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说“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又言：“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食者即杀我父，亦杀我故身。……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放使救护解其苦难”（《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1004、1006页）。）。自梁元帝时代设放生亭用来放生开始，隋唐以至明清，设放生池、放生会的习俗在中土广为流行。如唐肃宗在公元759年设八十一个放生池于大江南北，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碑文纪念此举；天台宗智者大师（538-597年）讲《金光明经》于临海镇，并设置放生池六十三处；宋代四明知礼（960-1028年）、慈云遵式（964-1032年）于佛诞日举行放生法会，以西湖为放生池；晚明云栖株宏（1535-1615年）撰《戒杀放生文》，建议素食戒杀放生；清代彭际清（1740-1796年）依《梵网经》，断肉食，筑流水禅居（放生池）行放生会等。戒杀放生茹素的习俗一直影响至今，促进了人们积极的尊重生命的意识、保护环境的意识的形成，会通于当今全球伦理所倡导的“一种非暴力和敬重生命”的理念[2](P168)，为有效地对治全球环境污染、动物灭种、种族争端、温室效应等危机提供方略。当然，五戒中的戒盗、戒妄、戒淫等规范都与全球伦理中倡行的“一种团结的文化和公正的经济秩序”、“一种宽容的文化和诚实的生活”、“一种男女之间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等“不可取消的指令”[2](P168)有会通关系，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