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初谒华严，严命坐，倾曰：“尔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师驰白马过寺门矣。”又问之，一公曰：“危乎！师何处于刹末也？”华严曰：“聪明果不虚，复试观我。”一公良久，此颡而赤。作礼曰：“师得入普贤地乎？”
    

　　又，集贤殿郑符云：柳中庸善《易》，尝谒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檐第七题。”复问之，曰：“在某处。”寂曰：“万物无逃乎数也。吾将逃矣，尝试测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动，吾无得而知也。”
    

　　又，赞宁的《宋高僧传·智铣禅师传》也有这样的记载：
    

　　日照三藏谒铣，铣不迎接，直责之曰：“僧何为人俗嚣湫处？”铣微膑，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过人头，岂容标身鸟外？”铣曰：“吾前心于市，后心刹末，三藏果聪明者，且覆我。”日照乃弹指数十，曰：“是境空寂，诸佛从是出也。”
    

　　以上所引，情节大致相似，而人物有别，说明它原只是流传甚久的一则“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隶其人”的传说而已，而《传灯录》采来把它安到南阳慧忠头上去了。
    

　　还有，《传灯录》载慧忠机语：
    

　　师见僧来，以手作圆相，相中书“日”字，僧无对。（又，《古尊宿语录》卷一《马祖道一章》：师令僧弛书与径山钦和尚，书中画一圆相，径山才开见，索笔于中著一点，后有僧举似忠国师，国师云：“钦师犹被马师惑。”）
    

　　按，以圆相示机，首创于晚唐的仰山慧寂，《宋高僧传》卷十三本传云：“凡所商榷，多示其相，时韦胄就寂请伽陀，乃将纸画规圆相，圆围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头；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达。自尔有若干式以示学人，谓之仰山门风也。”“今传《仰山法示成图相》，行于代也。”在这之前，无论是南阳慧忠还是马祖道一，都还不可能使用这种办法。再看《传灯录》所载慧忠与学人的这一条对话：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文殊堂旦万菩萨。”曰：“学人不会。”师曰：“大悲千眼佛。”
    

　　此处毫无理路的答话，即后世所谓“截断众流语”，它是晚唐五代时由云门等人所创，亦不当出现在盛唐时的南阳慧忠口中。
    

　　上文只就《传灯录》中慧忠国师之一章为例，对照原始材料来证明它出自后人的编造，其实，即使我们不查原始材料，单从僧史、灯录本身对各代禅师机语记载的雷同、舛乱和矛盾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传灯录》卷三达摩传载达摩接惠可：“光（惠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而同卷惠可传又把只改了几个字的这段对话安在惠可和道信的头上。《传灯录》卷四牛头法融传记四祖道信和牛头法融的对机：“祖问曰：‘在此作什么？’师曰：‘观心。’祖曰：‘观是何人？心是何物？’”而同书卷五西印度堀多三藏传又把它说成是堀多三藏与无名僧人的对机。《祖堂集·南泉愿禅师章》记南泉答学人机语：“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于今不得回”，而《五灯会元》卷三却把它说成是龙山和尚答洞山良价的机语。《祖堂集》僧灿章、《景德传灯录》卷三载僧灿对道信要求解脱的答语为“谁缚汝？”而同书卷四却又把它记为石头希迁对学僧的答语。《宋高僧传》卷十一《大梅法常传》和《祖堂集》皆载盐官齐安以“梅子熟了”来评论大梅法常的悟道，而《传灯录》卷三却将此语记成是马祖所说。“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在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本是释道钦回答刘宴的话（亦见《太平广记》卷九六。按，此语实出于梁元帝《杂传》中所载的东晋沙门耆域答竺法行语：“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而到了《五灯会元》卷二《鸟巢道林禅师章》中，还是这段话，却成了鸟巢禅师答白居易的机语。“平常心是道”，在《赵州录》中本是南泉对赵州的答话，而在《传灯录》卷四却成了马祖的示众语。“不可更要第二勺恶水泼”，在《赵州录》中本是临济斥赵州语，而到《祖堂集·投子大同章》中却成了翠微无学斥投子大同语。如此等等。这种禅语重出的情况，如用禅师之间的互相因袭来解释，则与他们所倡的“莫记吾言”，“咬人屎橛，不是好狗”，“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之旨不合，所以它只能是后人附会传言、编造前人语录时所造成的舛乱。
    

　　《景德传灯录》之后，宋人对禅语录总集的编纂也就一发而不可收。如李遵勖编《天圣广灯录》（成书于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失名编《马祖四家录》（成书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佛国惟白编《建中靖国续灯录》（成书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颐藏主编《古尊宿语要》（成书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大慧宗杲编《正法眼藏》（成书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晦翁悟明编《宗门联灯会要》（成书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3年〕），雷庵正受编《嘉泰普灯录》（成书于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普济（一曰慧明）编《五灯会元》（成书于淳佑十二年〔公元1252年〕）等等。在这些总集中，不但《传灯录》的糟粕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越添越多。至于宋代各位禅师语录的别集，以及“颂古”、“评唱”等著作，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宋人孙觉（莘老）在《玄沙广录序》中说：“近世言禅尤盛，上自朝廷学士大夫，其下闾巷扰扰之人，莫不以禅相胜，笃好而力采之。故古今禅者，其微言绪论有见于笔墨之间，收索殆尽。”正反映当时禅语录的盛行情况。
    

　　有人可能认为，记语失实，只存在于后人对前人语录的补写中，在《传灯录》以后出现的各种总集、别集中，有许多是宋人所编写的同代人的语录，它们该是绝对纪实的。而实际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宋人郑昂在《景德传灯录跋》中，就曾提到过“《续灯录》遣僧采事而受金厕名以乱真”的事情。不过，尽管宋人编写的语录中也有徇私之笔，但因为所记的是同代人的言行，则记者编选时总要有所顾忌，不像后人所补写的前人语录那样只凭想象，肆无忌惮。如果我们把它们都当作事实，那我们笔下的禅室嘛可就连一点真实的影子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