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一个评论惮门各家机语的，是五代禅师法眼文益（885  ～958），他写了一部《宗门十规论》（见《续藏经》二、二五），  其中云：“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则涵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所谓“敲唱”、“涵盖、截流”、“方圆默契”云云，皆指师生间对机问答的特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提到的这四家的代表：曹（曹山本寂）、洞（洞山良价），临济（义玄），韶阳（云门文偃），沩（沩山灵佑）、仰（仰山慧寂），皆为晚唐五代禅者。倘若中唐以前的禅师早已用机缘语接人的话，他是不可能不提到的。
    

　　在今天所见的许多被称作是唐代的禅语录中，有一些或附有编者姓名，或在序跋中写有编写年代，这倒是我们确考语录出现年代的根据。在这些材料中，年代较早的是《古尊宿语录》卷四所收的《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它记录了临济大量的机缘语句，题下注云：“住三圣嗣法小师惠然集”。文后还附有一篇宝寿延沼所写的《临济慧照禅师塔记》，其中云：“其机缘语句载于行录”。临济是晚唐禅师，卒于咸通八年（公元866年），  而编辑他机缘语的三圣惠然和为他写塔铭的宝寿延沼，都是他的入门弟子，生活年代大约在唐末前后。查临济语录中记有临济迁化时的机语，则可知这语录是临济死后编写的，编写时间大概在唐末。
    

　　《续藏经》二、三一收《玄沙广录》一卷，辑录玄沙师备禅师（835～908）的机缘语，卷首题下注云：“光化三年岁次庚申参学小师智俨集”。又，宋僧睦庵善卿《祖庭事苑》卷三“桃花”条下也有这样的注：“右二录，见光化三年乔智俨所集《玄沙广录》”。玄沙师备是唐末禅师，卒于908年，也就是唐亡后的第二年。  智俨编他语录的光化三年，是公元900年，亦即唐亡前七年，当时玄沙师还在世。
    

　　《古尊宿语要》卷四收有五代禅师鼓山神宴（862～938）的机缘录《鼓山先兴圣国师和尚玄要广录》一卷，其附有乾德三年（公元965  年）绍文写的《瓯闽鼓山先兴圣国师法堂玄要广集序》，序云：“今以宗大师，共推入室，今契传衣，凡于玄要之言，并蕴胸襟之内，写瓶传器，分灯散明，虑有抛遗，再从编录。”则可知此语录是鼓山神宴的弟子了宗根据过去的记忆而编写的。编写年代当在乾德三年之前不久，亦即在五代后期。
    

　　史家中最早提到禅语录的是宋初赞宁的《宋高僧传》（撰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  该书卷一一《唐赵洲东院从谂传》云：“凡所举扬，天下传之，号赵州法道。《语录》大行，为世所贵也。”按赵州从谂卒于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亦即唐亡前十年。  他虽然寿至120岁，但主要传法时间是在晚唐。赞宁所谓的《语录》，  当指《赵州录》，它是由赵州的弟子文远所记，文远采取了随听随记的方式，因当时北方战火频仍，故后来中断记录，直到五代时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才重写了卷首行状。编成当也在这一年。
    

　　综上所述，既然在中唐以前禅籍的原始材料中还没有机缘语录，而凡能确考编者与年代的语录又全在晚唐以后，那么可以断定：禅师机缘语录的出现，大体上是在晚唐到五代这一期间。后世灯录中所载的中唐以前的禅师的机缘语，是后人根据传言或想象而补加的东西。
    

　　另外，从史籍的记载中看，晚唐以后，人们不但编写禅师语录的别集，也开始编写诸方语录的总集。《宋高僧传》卷一一《梁邓州香岩智闲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沩山一日召对，茫然，将诸方“语要”一时煨尽，曰：‘画饼不可充饥也！’”《景德传灯录》卷一一的记载大致相同：“佑和尚知其法器，欲激发智光。一日谓之曰：‘吾不问汝平生学解及经卷册子上记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东西时本分事试道一句来。’师懵然无对，沉吟久之，进数语，佑皆不许。师曰：‘却请和尚说。’佑曰：‘吾说得，是吾之见解，于汝眼目又何益乎？’师遂归堂，遍检所集诸方语句，无一句可将酬对。乃自叹曰：‘画饼不可充饥！’于是尽焚之。”香岩智闲是沩山灵佑的弟子，而沩山殁于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83年），传法时间是在晚唐时期。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其时禅林中学人为了应对老师的勘辨机语，已开始收集诸方禅师的机缘语句，随身以备参考。又，近人丁福保《佛学大词典自序》云：“后达摩五百年而云门生，随机应问，逗机来学。凡有言句，竟务私记，积以成编。虽不准传录，而秘相授受，闭之箧衍。”丁福保精通佛禅典籍，所说当有所据，故他的话也可以作为五代时禅门有收集诸方机语的旁证。《祖堂集》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禅门机缘语录总集，它是本世纪初从朝鲜所存的高丽高宗三十二年（公元1245年）《丽版大藏经》的《藏外补版》的版木中被发现的。按，宋僧契嵩《夹注辅教编》卷二《劝书要义》中，曾提到过《祖堂集》的名字，可见此书宋时还在国内流传，后来传入高丽。《祖堂集》的卷首有净修文登所写的序，确言此书成于南唐保大十年（公年952年），  也就是《赵州录》行世的前一年，不过从这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晚唐以来所出现的机缘语录总集所存在问题。因为这种总集一开始起于僧徒个人和宗门内部的私记，并不作为出版行世之用，故往往贵耳贱目，不考文典，只重传言，也就免不了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无根之谈都收集进来，从而就造成语录的张冠李戴、以后推前的混乱，弄得禅门各代祖师、甚至佛陀本人也有俚俗的机缘语句了。
    

　　入宋以后，东吴僧道原在《祖堂集》的基础上进一步编成《景德传灯录》（刊定于1004年）。关于道原的《传灯录》原编，奉旨进行刊订的杨亿在《景德传灯录序》中已有不少批评，说它“校岁历以衍殊，约史籍而差谬”，“逮于序论之作，或非古德之文”，因此对它有所刊削。但是杨亿又说：“捃摭之来，征引所出，糟粕多在，油素可寻。……属概举之是资，取少分而斯可。若乃别加润色，失其指归，既非华竺之殊言，颇近错雕之伤宝。如此之类，悉仍其旧。”即他出于“错雕伤宝”的考虑，仍然保留他在当时就已看出的许多“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