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杨亿已有言在先，但后世的禅者，包括我们今天的好多禅史研究者，却仍然无视他的警告，不加分辨地把其中的一切语句都当作信史来使用，这样所导致的谬误，杨亿是不能负责任的。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地核查一下原始材料，就会发现《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等书所补加的中唐以前禅师的机缘语，有很多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恰与其原来所倡的宗旨相悖。以南阳慧忠（？～775）为例，  他是盛唐时的著名禅师，日僧圆珍所写的《请经目录》著录有记载他言论的《南阳忠和尚言教》一本。按《传灯录》卷二八附有《诸方广语》，其中的《南阳慧忠和尚语》，载慧忠与南方禅者和常州僧灵觉的问答。全篇未有机缘语句，只采用正面说教的方式，从文体风格来看，当就是圆珍所录的《南阳忠和尚言教》，反映着慧忠禅旨的本来面目。其中云：
    

　　南阳慧忠国师问禅客：“从何方来？”对曰：“南方来，”师曰：“南方有何知识？”曰：“知识颇多，”师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识直下示人即心是佛，佛是觉义，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善能扬眉瞬目，去来运用，遍于身中，垤头头知，垤头头知，垤脚脚知，故曰正遍知，离此之外，更无别佛，此身即有生灭，心性无始以来未曾生灭，身生灭者，如龙换骨，如蛇脱皮，人出故宅，即身是无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说大约如此。”师曰：“若然者，与彼先尼外道无有差别，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痒，身坏之时神则出去，如舍被烧，舍主出去。舍即无常，舍主常矣。审如此者，邪正莫辨，孰为是乎！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揉鄙谈，削除圣义，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若以见闻觉知是佛性者，净名不应云：法离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求）见闻觉知，非求法也。”
    

　　在这里，慧忠对当时南方禅者所倡的“即心是佛”、以“见闻觉知”为佛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削除圣义，惑乱后徒，岂成言教”。慧忠认为：“南方错将妄心言是真心，认贼作子，有取世智称为佛智，犹如鱼目而乱明珠。”其实，他所攻击的南方禅者，就是当时洪州禅系的马祖道一（709～788）。“即心是佛”是马祖道一禅旨的主要命题，当然，今所见的马祖语录或禅语录总集中对马祖言行的记载，也是经过后人的篡改和加工过的，不足为据，故我们也须看语录未编成以前的材料，才能知道马祖禅的真实面目。按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六谓洪州宗为“触类是道而任心者”，并说他们的观点为“起心动念，弹指声咳，扬眉瞬目”以至“全体贪嗔痴，造恶业、受苦乐……皆为佛性全体之作用，更无第二主宰。”此外，宗密又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将当时禅门分为三宗，其三为“直显心性宗”，正指洪州宗而言。他叙其禅旨：“空寂之知，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性，是汝真性……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即今语言动作，贪嗔慈忍，造恶业、受苦乐等，即汝佛性。即此本来是佛，除此别无佛也”。而宗密所转述的道一的这些观点，正是慧忠所批判的“以见闻觉知为佛”、“将妄心言是真心”。又，唐僧至贤《杨歧山甄叔塔铭》载马祖道一曾谓甄叔：“群灵本源，假名为佛。体竭形消而不灭，金流朴散而常存”，这也是慧忠所批判的以“神性”为佛，“身坏之时舍主出去，舍即无常，舍主常矣。”慧忠对道一的禅旨批判既如此激烈，说明他们在当时是势不两立的，用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的话来说，即所谓“相见如雠仇，相敌如楚汉”也。
    

　　然而，《传灯录》卷五《光宅寺慧忠国师》章却载有慧忠这样的机语：
        

　　一日唤侍者，侍者应诺，如是三召，皆应诺，师曰：“将谓（你以为）吾孤负汝，却是汝孤负吾！”
    

　　按，呼名而使人应诺，是洪州宗后来的门徒接人的惯用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建立在“见闻觉知即佛性”的禅旨上的。这段机语的意思是说：我呼你名，你之所以能听见、能应诺，皆是你本身灵知佛性之作用，然我屡次呼你，你虽有觉，却不能回照这个“觉”本身，是孤负我的一片苦心也。可是，慧忠本是反对“见闻觉知即佛性”的，他怎么可能以这样的机语来接人呢？再看《传灯录》所载慧忠的下面这一条答语：
        

　　问：“阿哪个是佛？”师曰：“即心是佛。”
        

　　慧忠与马祖在禅旨上本来就势如冰炭，他怎么可能用马祖的命题来作对机的答语呢？
        

　　此外，《传灯录》所载慧忠的行状，也有的是剽剥传言而张冠李戴的，如：
        

　　时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敕令与国师试验，三藏才见师，便礼拜立于右边。师问曰：“汝得他心通耶？”对曰：“不敢。”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师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狲？”师第三问，语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处，师斥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
    

　　按，有关这个传说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列子》，其书卷二《黄帝篇》中，谓齐有神巫季咸，善测人生死之气，壶丘子使测之，两次皆中，后壶丘子进入了虚静无心的状态，再使测之，季咸则茫然无所措，惭恧而退。唐人所著的《广异集》全袭此事，只把壶丘子换成了大安和尚（见《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大安和尚”条）。后来到了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又演为僧家以禅定破他心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