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间和随顺世间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在终极意义上，梁漱溟倾向于出世间，他的“究元”即表现了这样的关切。但他之出世又不同于一般佛教徒的厌离世间，于世间作彻底的苦谛想；而是本之于一定的理性分析，度量苦乐，衡准人生。所以在“佛学方便论”中，梁漱溟所面对的人生是现实的人生，而非弃世的人生。他是想在“狂易”、“疑怖”的现实世界之外，寻找一个精神上的支柱，以能安稳自我、“清净自守”。佛教之“了义”使他获得了这种对人生的通透感悟，亦使他痛苦的心绪得到了一定的慰藉；所以在大前提中，他绝对的肯定佛教的出世间法，奉之为是罪恶人生清凉解毒的圭臬。但在这个焦虑而苦恼的人生见解背后，突显出的依然还是不懈的追求精神和做救世之想的使命感，所以他不但不反对随顺世间，而且于出世间义，也作了不离世间、直面现实人生的探讨。虽说决疑必先究元、有赖于究元，但究元却是为了决疑、终归于决疑，所以梁漱溟的思想最后还是落实到了现实人生的层面上。

　　二．

　　从1917年开始，梁漱溟的佛教信仰发生了动摇，他的出家意念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桃战，思想又再度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而终归折入由佛转儒一途。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进入北大，“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好名好胜之心发乎身体，而身则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志出家为增。不许可婚娶，只有自已抑制遏止其欲念。自已精神上就这样时时在矛盾斗争中。矛盾斗争不会长久相持不决，逢到机会终于触发了放弃一向要出家的决心”。［13］客观环境的改变，朋友间的志趣感染和精神提撕，生活价值的回归，以及由此得到的充实感与满足感，使得梁漱溟重新体味到了现实人生的美好和愉悦，出世念头便自然淡化了。二是翌年梁济之死，对他的刺激颇大。《思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 ，尤大伤公之心。……呜乎痛己！儿子之罪，罪弥天地矣！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14］

　　说明漱溟违逆父意，早有一种负疚感；济之自杀和殉道精神给他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由负疚而觉负罪。来自道德人伦的压力陡增，使他难以喘息，心更不能自安，只好放弃出世选择。三是关注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并没有泯灭，始终放不下这点良知，所以一遇到机会，就重新朗现出来。这充分表现在他写于1917年末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中。为天下骚然、民不聊生、伏莽遍地、水旱频仍的景象所刺激，亲历其境、触目惊心之下，梁漱溟便按奈不住了，吾曹欲出济苍生。正如他晚年回忆所说的：

　　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 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始终矛盾着，运行着。后来，中国问题逐渐占主导地 位，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15］

　　当时，梁漱溟虽然在北大专任印度哲学和唯识学讲席，但开始渐渐属意于孔家思想，并刊载启示，征求同好，对儒学聚众研讨。对此，胡适颇感讶异：“何以既笃于佛之教化，乃又扢扬孔子？”梁漱溟的解释是：佛家出世思想于孔子诚为异端，在所必排，因其能破坏孔子之教化；而佛家之视孔子则不然，“尽有相容之余地”，因为佛法对一切教化均所不拒，故视孔家思想可以有极好处。话虽如此讲，实际上此时的梁漱溟已经处在了“切志出世，未能领孔子之化”与“好揽世间之务，抛出世修养”的两难境地之中。对于自已思想深处的这种紧张，他本人意识到的最为清楚：

　　年来生活，既甚不合世间生活正轨，又甚不合出世生活正轨。精神憔悴，自已不觉苦，而实难久支，一年后非专走一条路不可也。［ 16］

　　这条路只能是弃佛人懦。所以两年后，梁漱溟应少年中国学会的邀请做宗教问题之讲演，在家补写讲词时，思路窘涩，头脑紊乱，随手翻阅《明儒学案》，于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17］这一禅味颇浓的顿悟故事，说明漱溟数年间辗转悱恻于心的儒佛纠结，至此才在胸中得到了暂时的开释。

　　梁漱溟傲而不驯的性格决定了他属那种自命不凡、使命感极强的人物，一旦从出世意念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现实环境的刺激和催逼下,他的“争名好胜”之心便越来越炽烈。他进北大时即抱着讲明东方古学的念头，北大的生括体验和特殊氛围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承负心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构思和写作，可以说是他出佛入儒、“回到世间来”的第一个实际行动，他把这本书着作是自己“总爱关心种种问题,萦回胸抱地思求它”的现实关怀情感的复苏，是由佛转儒学理变化之后，“回答最急迫的现实问题”的一次直抒胸臆的畅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构造了一个“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模式。西方文化为“本来的路向”，代表入世的、向前的人生态度；印度文化为消解存在的路向，代表出世的、向后的人生态度；而中国文化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积极的入世主义，也不是消极的出世主义，它“随遇而安”，“调和持中”，不出不入，亦出亦入，恰到好处。从现实的层面，梁漱溟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从未来的憧憬，梁漱溟热情地拥抱了中国文化，急切呼唤它的复兴。唯有对印度文化——作为一种无比遥远的合理性存在，梁漱溟狠泼了一瓢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