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大师，为印度大乘佛教建立者龙树菩萨的四传弟子。父为天竺国相，母是龟兹国王妹。罗什夙慧聪颖，七岁即诵偈两万三千言。洞解毗昙(即小乘论)，九岁随母之印度，从般头达多学杂藏及中长阿含四百万言，博览四围陀五明诸论，及外道经书、阴阳星算等。并师事专弘大乘的须利耶跋陀及须利耶苏摩兄弟，受诵《中论》、《百论》及《十二门论》：其后龟兹王迎之还国，罗什乃在龟兹广说大乘诸经，四远宗仰，东土亦闻其名。苻秦建元十八年，秦主苻坚以道安法师之请，遣将吕光迎之，龟兹留不遣，光灭龟兹，挟之以归。此时苻秦已亡，光在西凉自立，罗什见羁于凉十有八年。姚秦弘始三年，凉降于秦，秦主姚兴迎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为辟逍遥园，四事供养，请译经典．并使沙门憎肇等八百余人咨受襄译。 弘始四年译出《坐禅三昧经》，《阿弥陀经》.五年更译《大品般若》。译此经时，罗什手持梵本，口自传译，姚兴亲执旧经，以相仇校，与诸宿旧义学沙门僧碧五等百令人，详其义旨，然后书之此后并译《大智度论》、《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前后共三十五部，三百余卷。

    罗什大师译经，意义与文不悖，而文字典丽，发挥幽致。师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住长安十二年，于弘始十四年寂于长安大寺，年七十。

    与罗什大师同时，而在江左译经的，为佛驮跋陀罗，驮为北天竺人，少以禅律驰名，姚秦弘始六年至长安，罗什倒屐相迎，每以疑义共相咨决，后因细故为罗什高座弟子僧碧道恒僧肇所摈，驮飘然南下，渡江至庐山，应慧远大师之请，译《达摩多罗禅经》，后至建业，与法显共译《摩诃僧祗律》、《泥洹经》。至刘宋永初二年，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开华严之端绪。

    罗什与佛驮跋陀罗之后的译经大师，首推真谛三藏-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于粱太清二年抵建业。梁武帝迎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译经教，值候景之乱未果。后梁元帝即位，谛于金陵正观寺与慧金等共译《金光明经》七卷，之后并译出《大乘起信论》、《大乘唯识论》、《俱舍论》、《四谛论》等多卷，至陈宣帝太建元年圆寂。

    自东晋历南北朝二百余年中。共译出佛经一千零八十余部，三十一百余卷，泽经缁素凡九十六人。除上述诸师外，余如法显、昙无谶、智猛、求那跋陀罗、菩提流支、般若流支、阇那崛多等，皆有贡献，此一时期译经事业的成就，计《四阿含经》、《华严经》全部译出，《法华经》第二译本出，《涅檠经》初出 。他如《大集》、〈宝积〉部份译出，般若大小品皆经再译，律藏、大乘论及其他数十部大乘经亦皆译出，成绩可谓至丰至伟—。

    在后期译经事业中，出了一位佛教翻译界空前绝后的伟人，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

大师洛阳人，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幼年聪悟不群，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因感于众师讲经，各擅宗途，圣典亦显隐有异，莫知适从，发誓远游西方，以释众疑。乃于贞观二年，私发长安，经凉州，出玉门，涉流沙，展转西行。经高昌，阿耆尼等国，度葱岭，越大雪山，遍历西域印度诸国，前后十七年，将梵经六百五十余邯，经中央东亚细亚东归，于贞观十九年正月抵长安其时僧俗出迎者数十万众，太宗皇帝迎慰甚厚，诏于长安弘福寺从事翻译，并特为制三藏圣教序。大师乃网罗贤者，大开译场，前后十九年间，共译出重要经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综计隋唐之世，共译出佛经三百六十余部，约三千卷，出大师之手者几居其半。其中最有价值者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成唯识论》十卷。尤以《成唯识论》，名虽为译，实如自著，为树立法相宗的纲维.

   佛经翻译事业，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至玄奘大师达最高潮.大师之后，尚有实又难陀重译八十卷《华严》，义净译“有部宗”毗奈耶百余卷，菩提流支完成《大宝积经》，不空译密部经咒一百四十余种，般刺密帝译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般若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其后自唐贞元至宋太平兴国约二百年间，译经事业完全中断。宋太平兴国八年重起译场，先后有法护、施护、法贤、惟净等译《大乘中观论》、《大乘宝要义》、《大乘集菩萨学论》等五百余卷。再以后虽偶有译者，已微不足道了。

    尚有一与译经事业有关，且因此影响我国文化至钜之大事者，即国人西行求法事。我国地理环境，东南临海，西北障山,北横大漠，所居者为文化落后游牧民族，故我国文化，向以单调保守称。魏晋以降，佛法输入，乃使国内贤智之士，知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而具有崇正信仰之古德，为求正知正见，不惜冒险犯难，西行求法。如本节所述之玄奘大师，是其著者。然魏晋之际，国人西行求法者，实以颖川朱士行始。

    士行少怀远悟，脱落尘俗，于曹魏甘露年间出家，是为汉地沙门之始。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乃誓志捐身远求大法。以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得梵本经书九十章，遣弟子弗不檀送归。后由竺法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

    士行而后，西行求法者，代不乏人，自魏晋至中唐，前后五百余年间，西行古德可考者不下百人之多。如晋之法显，姚秦之智猛，刘宋之昙无谶，北齐之道遂，至唐之玄奘，达西行求法之最高潮。奘师而后，尚有会宁、窥冲、大津、义净、慧超、不空等。以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三  早期弘传

    大法东来，虽在汉未，而佛教确立，乃在晋代。盖佛法初来，知者尚少，历经三百余年的译经和弘布，才取得社会人士的普遍信仰。然所以如此者，实亦与时代背景有关。兹为述魏晋之世的社会情形如下：

    东汉末年，黄巾乱起。虽赖皇甫嵩未隽之力幸获平定，然继以董卓及西凉诸将之乱，袁术、袁绍、曹操、刘表等割据自立。其后三国鼎峙，晋武统一。八王之乱，五胡入侵。百余年中，九宇鼎沸。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有史以来，国人遭遇之惨者，莫过于此。而际此境遇之中，忽闻我佛世尊，救苦救难，人民为求精神之安慰，或避朝庭之徭役，是以相继入道，皈依佛门，佛教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说。重福报行业，功德因缘，乃使稔恶之徒，亦自怵祸害，俯首皈信。即在知识分子之间，以汉末之干戈扰攘，礼教式微，贤达之士，立命无方，闻佛法智信圆融，乃以本身环境的感受，证之佛法所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义，感触愈深，于是英才硕彦，遂多入于佛门，并且佛教输入，至此已二三百年，在社会上酝酿亦渐趋成熟，再值佛门大德登高倡导，于是风行天下，奠定了佛教的基础。

    在此时期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人，是西域来华的佛图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