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法东来

    佛教起源于印度，师从释迦世尊，已如前章所述。释尊灭度后，两千余年来，渐次向外传播，南则由锡兰而缅甸、泰国、南洋，北则由中亚而中国、西藏、朝鲜、日本。近年来更遍及于英美德法诸国。然而其中弘传最广，变迁最著，而史实足徵者，则首推中国。

    佛教东来，相传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西历六十七年)然而永平之前，早有佛法东来的史迹，如《列子仲尼第四》谓：“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似是孔子已知佛为大圣。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载：“……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不从，遂禁利防，夜有金刚丈六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按此说在《佛祖统记》中亦有记载，但释利防名为室利房。

    《魏书释老志》载：“汉武元狩中，霍去病获毗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中所谓—丈余金人，可能是指佛像而说。《佛祖统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以上诸说，虽可视作永平以前三弟教已东来中国之证迹，但皆为片断史料，无其他可徵文献足资证明，而在史书上可资徵信者，为《后汉书光三武十王列传》载：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祭祀事；传谓“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永平)。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衍罪。’相国以闻，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咎，还其赎，以助沙门伊蒲塞之盛馔。”

    该诏书赐于永平八年，书中有浮屠(即佛陀之义)。伊蒲塞(今名优婆塞，为佛门在家信众)，沙门(即出家僧众)等译名，可见当时不但已有佛教之仪式，即翻译事业已略具端倪。按汉代中国与西域交通而言，汉武时张骞使西域，交通已通，其后霍去病痛击匈奴，李广利伐大宛，自敦煌至盐泽皆为汉有。宣帝时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天山南北及葱岭以东诸国，悉为汉属。其时交通既已通达，则佛法东传，自属可能，不过一般公认者，系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我国。    我国正史所载，《后汉书西域传》谓：“……明帝夜梦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谓：“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

    以上二说，略而不详，《佛祖统记》中有较详尽之记载，且亦为一般所采信者，谓：“……(永平)七年帝梦金人丈六，项佩日光，飞行殿庭。旦问群臣，莫能对，太史傅毅进曰：  臣闻周昭之时，西方有圣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将蔡屣、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寻求佛道。”

    十年，蔡屣等于中天竺大月支，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兰以沙门服谒见，馆于鸿胪寺。

    十一年，敕洛阳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摩腾始译《四十二章经》，藏梵本于兰台石室，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

    综上所述，佛教来华，当在汉武之后，至明帝时天竺沙门来华，朝廷尊之，遂载之史籍，传于后世。其后西域译经大师相继东来，宣译佛经，华土有志之士也相续西行求法，于是释迦世尊的经教就渐渐在中国弘传流布了。

    二  佛经翻译

    东汉末年，西域沙门相续东来，弘传世尊之教。然而佛法弘扬，以书籍经典为媒介，故我国早期佛教，恒视译经为一重大事业。我国上自晚汉，下迄中唐，前后七百年间，佛经翻译工作未尝间断。今日大藏经所传，数逾八个余卷，是皆为古德筚路篮褛之下所遗留的智慧结晶。

    佛经的翻译，可略分为三个时期：自东汉至西晋可称为前期；自东晋至南北朝可称中期；自隋统一至中唐可称为后期。宋元以降，虽亦偶有译者，然不过补苴而已。

    国人之知有佛经，早在西历纪元之前，魏书《释老志》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是为国人闻佛经之始，然此似为口传，并无笔译——事实上，释迦世尊的经教，最初结集的时候，都是暗诵口传，并无笔录记载。至佛灭数百年后，随声教所被，各土渐有佛经写本。我国最早的译经，相传为迦叶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而佛教史上最早的译经事业，除摩腾外，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为始。

    安世高，安息国(今波斯地)人，早岁出家，博探经藏。弘化四方，遍历诸国。以汉桓帝初来华，至洛阳，未久通华语，宣译众经，改梵本为汉语。其后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高僧传》称其所译之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支娄迦谶，月支人，汉桓帝未抵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

    在前期译经事业中，除安、支二公外，尚有支谦及竺法护者，贡献亦多，支谦本月支人，从支娄迦谶弟子支亮受业，汉献帝末年，避乱入吴，孙权拜为博士，自吴黄武初至建兴中，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等经数十种，江左译经风气，实由谦启之。

    竺法护者，系出月支，世居敦煌，入藏从外国沙门竺高座遍历西域诸国。通三十六国言语文字，西晋泰始二年，大赍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复入洛阳，再至江左，沿途传译，未尝间断，曾译出《光赞般若》《唯摩》，《正法华》，《无量寿》等经一百五十余部，其时佛典广为流传，护力居多。

    自后汉历曹魏孙吴，以讫西晋，二百五十年中，共译出佛经七百余部，一千四百余卷，译经缁素计三十令人，除前述数人外，尚有安玄、严佛调、支疆梁接、竺法兰等译经师多人。此时期内，译出的佛经数量上虽颇可观，但多是零品断简，少有整部全品的，因之所译的经典，文体既未能确立，内容亦不成系统。故而译经事业真正大规模的开始，乃在鸠摩罗什大师来华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