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在他那部于1987年出版的《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大东出版社版)一书的前言中，曾发出如下感叹：“抛开日中佛教的友好，便无法谈起日中友好的历史。日中友好的中心，曾是两国佛教徒的往来。”他又说：“日中友好的一个方面；当然是儒教；但两国的往来，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举出日中佛教徒来。从奈良时代以来的入唐憎、入宋僧、入元僧，回想到以鉴真为首的许多到日本来的中国僧人时，可以说，日本文化的确是由中日佛教徒之手创造的。”道端良秀的话道出了日本佛教乃至于日本文化之所以产生与形成的真话。可以说，佛教虽发源于印度，但是东传到日本的，却实在是完全中国化了的宗教——中国佛教。我们只须看看古代日本佛徒所奉经典语录是用汉文，偈赞诗文乃读华音，而附丽于佛寺的建筑、工艺、绘画、音乐、医药等，也都是中国化的产物……便足以明了道端良秀所言不差了。  

    此外，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佛教虽发迹于印度，可是在直迄当代以前的l000多年间却长时期地发展兴隆于它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入唐以后的1000多年里，一直属于大乘佛教徒众望所归的领袖国和光大国。大乘佛教在近代又从中国、日本等反刍入印度，以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印度僧人磨唐波罗专程前来中国，同杨仁山居士共商在印度复兴佛教事宜。现在印度的重要佛教圣地都建有中国佛寺，它们是：鹿野苑的中华佛寺，菩提伽耶的中华大觉寺，那烂陀的中华佛寺、玄奖纪念堂，拘尸舍那的双林寺，王舍城的华光寺以及加尔各答的中华佛寺和玄类寺等。这些佛寺大多由佛教徒捐施或化缘而修建，由中国僧尼在此驻锡管理。他们怀着虔诚的宗教热情，几十年如一日地传播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新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