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710年定都奈良至784年迁都长冈止，是日本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所以被称为“天平时代”；但这时又是以奈良为京城的时代，又称“奈良时代”。这一时期，日本统治者继续坚持吸收中国唐文化，使日本文化出现全面繁荣的盛观，其中尤以佛教文化最为兴旺。日本屡屡派出的遣唐使、留学生，其成绩最大者多是僧侣，如道昭、阿倍仲麻吕等。其中道昭(629—700年)于653年入唐师事玄奘，与窥基同学；661年归国，建掸元兴寺，开创了日本法相宗。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又从玄类、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救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为日本法相三传。此后玄昉也入唐学法相18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四传。

    在日本早期的佛教中，还有一派律宗则是中国僧人建立的。这位中国僧人就是鉴真(688—763年)。他在唐天宝元年(742年)应日僧荣害、普照等邀请，在11年间曾5次启航，都告失败。其间又倍遭磨难，双眼失明，但其东渡日本弘法的决心却坚定不移，终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底第六次东渡，获得成功。他在日本传授律学，受到朝野盛大欢迎，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都从他受菩萨戒。鉴真还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受戒，为80余僧舍旧戒授新戒。从此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因此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鉴真不仅向日本传播中国佛教，而且也传播中国先进的文学、艺术、书法、医学和工艺等，并于759年按照中国寺庙的形式建了一座“唐昭提寺”。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他因此还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鉴真去世前，他的弟子们采用干漆夹  

    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座像，至今犹存，被日本奉为国宝。鉴真和尚后半生致力于向日本弘扬佛法、弘扬中国文化，并终老于日本，充分显示出中国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厚德载物的精神。

    除法相宗、律宗外，平安时代(奈良时代)日本还从中国引进并建立起三论宗、华严宗以及依附于律宗的俱舍宗、依附于三论宗的成实宗，统称奈良六宗。后来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为南部六宗。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乃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佛教。

    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迁都平安，至l192年源赖朝开创嫌仓幕府，称为平安时代。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处在不断变迁的运行中，文化生活的几个组成部分，经过相互融合，以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面貌出现。日本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与输入的中国文化同化或把输入的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时代”。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与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到中国求法，带回了密教高度严格的崇拜仪典。以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台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这在日本佛教史上称为“平安二宗”。从平安时代起佛教在日本逐渐浸染上日本本土文化特色(如“神佛习合”思想的出现)，开始进入所谓的“日本佛教”的发生、发展阶段。但是总括起来看，其仍可划入“中国佛教”的大范畴之内，或者仍可说是中国佛教在东瀛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从所奉经典到修持方式，仍与中国佛教母体鼻息相通，魂魄相依。比如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也像盛唐的中国佛教一样，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形成所谓“山岳佛教”。

    又比如中国禅宗、净土宗普遍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与下层民众中，在日本亦依然如此，且又都是从中国本土移植过来。日本禅宗最早由道昭、道窖、义空等传入，不过并未独立成为宗派。直至后睿山的觉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歧派法脉，四年后回国，这才开始了日本临济禅。而日本临济的正式创始人则是荣西。然而荣西也是在乾道四年(1168年)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两度入华，从虚寇怀敞禅师受传临济心印，修“看话禅”，回国后方正式创立临济宗的。荣西再传弟子道元也曾入华参渴禅宿，师事天童山长翁如净，修“默照禅”，尔后回国始开曹洞一宗。南宋以来，日本僧入华参禅和宋僧东渡弘扬禅学(尤其是杨岐派禅法)者络绎不绝。镰仓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一l603年)的日本禅宗有24个流派，其中3派属于曹洞宗，另外2l派则属于以恬淡和刻苦为宗风的临济宗杨吱派系统。而曹洞宗的信徒多为地方农民，临济宗信徒则多为将军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临济宗将军”的俗谚。

    中国禅僧大多谙熟诗文书画，而在都五山和的日本临济宗14派，则除了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外，又都致力于诗文的研究，且习汉文，作汉诗，形成卓然挺拔的“五山文学”。而“五山文学”又直接引发了江户汉学的勃兴。中国宋代以来，禅僧往往兼通儒学。元代禅僧一山一宁开始把朱子学带到日本。日本赓即便出现了一批兼通儒学的禅僧，而嫌仓后期至室盯(1392—1573年)后期，京都；嫌仓的掸宗五山则成为禅宗和儒家等汉籍的刊印发行所。五山禅僧的这种气势，令日本朝野刮目相看，以致后来遣明的正副使节，多从他们之中挑选；如了庵桂悟、策彦周良等，便是五山禅僧中的佼佼者。

    日本禅宗自镰仓时代以来，由临济与曹洞两宗平分天下。进入德川时代(1603—1867年)，“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又先后直接开创了分紫山福济寺(漳州寺)、东明山兴福寺(南京寺)以及圣寿山祟福寺(福州夺)，形成“三唐寺”。三唐寺不仅为汉人所开创，而且连住持也都从中国请来。最初就有明僧真圆、觉海、超然、逸然等。中国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又有明僧隐元应日僧及长崎的汉僧之请，东渡日本弘法，在京都宇治建“黄檗山万福寺”创宗，是为黄聚宗。它与临济宗、曹洞宗并为日本掸宗三派。隐元在中国承临济宗杨岐派禅风，主张“禅净一致”，宣传西方阿弥陀净土信仰，日常用汉语，生活中国化，一时日本曹洞、临济两宗的禅僧纷纷投入他的门下。日本黄檗宗寺庙至今仍保持中国明代禅林的风范。

    日本净土宗，也是日僧源空远绍中国唐代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而深奉弥陀本愿理论所创立的。以后从净土宗分出的净土真宗，则崇奉印度的龙树、世亲以及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称“三国七祖”。不过，‘净土真宗的戒律却允许僧侣娶妻食肉，这应当算做最大的日本特色吧!净土真宗创始人亲蛮(源空的弟子)就提倡夫妻双修，他本人就两度娶妻，生了四男三女，长大后又都是男婚女嫁，且又都是僧尼，其中有的还成为日本著名高僧。净土真宗的这种风气，以后又影响到日本佛教的其他许多宗派。至于以创宗者日莲名字命名的日莲宗，虽然与中国佛教没有宗嗣关系，但其所奉经典《妙法莲华经》却是一本汉译   经典，冥冥中亦受着中国佛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