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相传最早为新罗僧人玄光入华从慧思学法华三昧后回国传授，但实际创始人为义天。义天是高丽王朝文宗第四子，早年出家。习华严义理，后被封为佑世僧统，世称义天僧统。宋元丰七年(1084年)，他入华求法，从天竺寺慈辩受传天台教观，从杭州大中祥符寺净源学华严义理，回国后弘扬天台、华严的教法，于高丽肃宗二年(1096年)创立了天台宗。

    新罗的禅宗是由不同时期的僧人入唐传回的、他们回国后各在一方传禅说法，至新罗末形成8个支派；而进入高丽王朝(918一1392年)初，则发展成9个支派，称“禅门九山”。其中一派传中国北宗禅，一派传曹洞禅、其他7派皆承马祖道一的洪州宗。在这一基础上，于高丽王朝时合并“九山”，产生了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曹溪宗。不过，从其所奉经典、所持教义来看，仍当归人中国禅宗门下。可谓禅宗在朝鲜的一大分支。曹溪宗因其创始人智讷(1158一1201年)修习和传禅之地在松广山“曹溪山修禅社”而遂有此称；但其“曹溪山”则仿沿于中国禅宗六祖慧能所在的广东曹溪山。智纳传法的主要依据也是《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并采用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和宗果《大慧语录》的观点，著有《修心诀》、《圆顿成佛论》、《真心直说》等，认为心是觉悟之本。求佛不假外求，内心自悟是解脱的根本途径，主张顿悟渐修和定慧双修。曹溪宗传播迅速，已超过“禅门九山，”的社会影响。所以高丽末年太古普愚’(1301—1382年)和懒翁慧勤(1320—l3年)传中国的临济掸也用曹溪宗的名义。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文物也陆续输入朝鲜。例如，宋初在成都新雕大藏经完成，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就赠予高丽成宗王一部；后又时有赠送。中国北方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又以新印《契丹藏》椧徊吭?透呃鑫淖谕酢８呃鐾醭?褂—l237年以蜀版藏经为底本开始雕印大藏经，历时16年，刻成经版8万余块，终成6780卷的《高丽藏》；今存韩国伽耶山海印寺。

    李朝(1392—19l0年)崇儒排佛，佛教逐渐衰微。l5世纪时，朝廷将以往各宗进行合并，统编为禅宗、教宗，选择36寺分属二宗，各配定量僧人，给寺院土地。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后，即派侵略军20万从釜山登陆，陷京城(即汉城，时为朝鲜首都)，破平壤，进而窥伺中国东北领土，由此爆发了中国明朝和朝鲜两国人民携手抗日的壬辰卫国战争。在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李朝宣祖仓皇出奔义州。而禅僧清虚休静(1520一1604年)则挺身而出，积极入世，担任“八道十六宗都总摄”，率门徒并募僧兵5000人，与明军一道作战，克服京城，赶走日军。宣祖还都后，遂赐清虚休静为国一都大禅师，至此，佛教禅宗稍有复苏。但是，到显宗时(1660—1674年在位)，再次严厉排佛，李朝佛教从此一蹶不振。休静亦是李朝一代大德高僧，著有《禅家龟鉴》、《三家龟鉴》等，承智讷曹溪宗和临济宗禅法，重心性、圆相(以圆圈表示佛性，谓不可名状)。主张顿悟渐修与融会禅、教，修行方法是“参话头”及“心口相应”的念佛。

    中日甲午战争(1894一1895年)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殖民当局竭力把日本佛教移植于朝鲜，但都未能如愿。1908年，坚持中国移植传统的禅、教等各寺刹代表召开了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了朝鲜统一佛教会。l916年在全罗道还创立了具有新兴宗教形式的圆佛教。20世纪50年代以后，佛教主要在韩国获得复兴与发展。截至1970年的统计，韩国佛教主要为禅宗等18个派别，信徒约占总人口的l／3。

    中国佛教流传到外国，受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首推日本。

    中国成为传播佛教的中心之时，正是印度佛教日趋衰落之际。中国四邻诸国云集在长安来学佛法的僧徒中，有来自东瀛的留学僧。日本早期佛教文化时代，正是以他们为骨干开创的。这一时代，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飞鸟时代”(6世纪末一7世纪中期)、“白凤时代”(7世纪中期一8世纪初期)以及“天平时代”(8世纪)。

    佛教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为佛教传日之始。另有一说是在继体天皇16年，即中国萧梁普通三年(522年)。据《扶桑略记》第三延历寺《僧禅岑记》以及《元亨释书》等记，时中国司马达等人东渡日本，在大和坂田原(今奈良高市郡)设立草堂，崇奉佛教，其儿女出家为僧尼，是为僧侣之始。不过此时日本人视佛为“蕃神”，不曾信奉。直到552年，百济王向日本赠送佛像和经、论，才应算做日本正式接受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传40年后，便开始了日本“飞鸟时代”。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摄政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节入隋邀请中国僧人去日本讲学，并派数lo名沙门来中国研习佛法。此时，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日本大和国正在从一个由许多势力强大的部族构成的权力结构向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化，迫切需要一种容易被社会各阶层接受、超越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起着统一思想作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工具。尽管日本很早就从百济传入《论语》并请来五经博士，但儒家学说毕竞不像宗教那样易于流传，它需要统治者长期不懈地向人民灌输，无法收立竿见影之效。但佛教却能弥补这一缺陷，而且它那庞大精致而又圆滑机巧、可塑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更是日本朴素的神道思想所难以望项的。再者，佛教传人中国后的数百年间，经过长期的调适、改造和发展，已经碎为融会儒、道等思想并同专制集权政治相协调的中国佛教。因此，在采纳儒家学说的同时而接受与提倡中国佛教，显然是急功近利的日本统治者力图迅速实现中央集权统治的一条思想捷径。圣德太子最早认识到这点，所以大力推行之。他颁布的《十七条宪法》的第二条规定，便是要求全体臣民“笃敬三宝”，即皈依佛法僧。从此，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僧侣不断，全面地吸收了中国的佛教。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便发生了“大化革新”(645—650年)。从这一时期开始到7l0年定都奈良(平城)，为白凤时代。这一时代前期所进行的“大化革新”，全面模仿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学僧，因而中国佛教各宗派也便得以大规模引进，并使其在东瀛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