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思二十岁时(东魏孝静天平元年)因读《妙胜定经》，叹禅功德，发菩提心，立大誓，为度十方无量众生，求无上道为首楞严，乃遍亲禅德学大乘，常居林野经行修禅。禅师慧文为当时之翘楚，众法清肃，道俗高尚。慧思乃往归依从，受观心之法。坐夏九十日，得悟法华三昧，后往鉴、最等诸大禅师处，述己所证，皆蒙随喜。

　　2、弘法罹难

　　慧思禅师自禅观成就之后(慧思禅师曾说自己一生所证，入十信铁轮位)，所未闻经，不疑自解，解行高明。从此名行远闻，四方学徒，钦德往归。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

　　作为新兴起的大乘禅法的代表者之一的慧思禅师，于弘法之时，既注重佛法的真实修行，又大力阐扬大乘经义，并痛斥当时佛教界的堕落风气，对只知持诵经文的“文字法师”提出强烈的批评。这对北朝佛教界无疑是巨大的震撼。盖北朝魏齐之世，僧众大多只以持诵经文为佛事，既不乐修禅观，又不肯思经义。纵修禅观，亦多属小乘。北朝佛教本盛行小乘禅定，少林寺佛陀禅师一系为当时禅法的主要代表，嵩山遂为当时禅法之重心。佛陀禅师的著名弟子僧稠(480-560)尽得小乘禅要，并受魏、齐两代皇室的供养三十余年，尤其受到北齐文宣帝之尊崇，尝被召至邺都说四念处法。在朝廷的支持之下，其禅法也大为流行。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慧思弘法伊始，就遭到了北地僧众的激烈反对，即所谓“是非由起”，更有甚者，竟有诸恶比丘，数度加害。慧思的弘法之业屡受困厄。稽诸《续高僧传》〈慧思传〉、《佛祖统纪》〈南岳慧思纪〉及《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其要有四：

　　其一、东魏武定六年(年三十四)，在河南兖州，与众议论。故遭值诸恶比丘，以恶毒药令慧思食。举身烂坏，五脏亦烂，垂死之间而更得活。慧思禅师本欲北渡黄河，遍历诸禅师，中途遭此变故，便知自己决难为北地僧众所容，于是改变主意，决心到南方去苦修禅定、弘扬大乘教法。

　　其二、齐天保四年(年三十九)，渡淮南，至郢州，为刺史刘怀宝讲摩诃衍义。是时有五恶论师以生金药置饮食中令慧思与三人共食之，其他三人一日即死。慧思挨过七日，气命垂尽之际，一心向十方佛忏悔，念般若波罗蜜。作如是言：不得他心智不应说法。如是念时，生金毒药，即得消除。

　　其三、齐天保七年(年四十二)，于光州城西观邑寺又讲摩诃衍义。有众恶论师竞来恼乱，咸欲杀害，毁坏般若波罗蜜义。慧思于彼时起大悲心念众恶论师，即发誓造金字《摩诃般若》及诸大乘，现无量身于十方国土讲说是经，令一切众恶论师，咸得信心，住不退转。

　　其四、齐天保八年(年四十三)，至南定州，为刺史讲摩诃衍。是时，有众恶论师竞起恶心，断诸饮食。经五十日，唯遣弟子乞食济命。于时复发愿：我为是等及一切众生，誓造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一部，当为十方一切众生，讲说般若波罗蜜经。发愿之后，众恶比丘皆悉退散。

　　慧思在他的一生中，数次遭到同为出家人的迫害，这在僧传的记载中是绝无仅有的。而这种屡濒绝境的体验，也很可能就是激发出其末法意识的主要外缘。齐天保九年(年四十四)当金字《大品般若》及《法华经》于光城县齐光寺造成之后，慧思便自述《誓愿文》一篇，于此文中表达出其强烈的末法意识。

　　根据慧思自己的记述，这篇誓愿文作成于齐天保九年(558年)，较那连提耶舍译出《大集经月藏分》的年代(齐后主·天统二年，566年)，还早八年，更在北周武帝废佛(北周574年，北齐577年，此从后者推算。)前十九年。在《誓愿文》之末，慧思总结其一生所化，不外此类人：道俗劝讲者；强劝令讲者；学士诈亲者；诸王刹利者。如是四类，皆不可信，大须拣择。故在《誓愿文》结尾处连用四个择字，联系他三十九岁于郢州遇恶论师毒害时所说“不得他心智不应说法”的话，益可以说明慧思对末世众生根劣难度有深切的体认。慧思临将终时，为绍隆佛种而作最后的努力。其一、大集门学，连日说法，苦切呵责，闻者寒心；其二，慧思向众人宣布：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苦行者，随有所须，皆由其供给。慧思禅师门人虽众，却皆畏惧苦行，竟无一人应答。这对于以护持正法自任的慧思来说，是如何的痛心与无奈！

　　纵观慧思一生的经历，入道修禅，外缘难具，备尝艰辛，方禅观有成；弘法度生，恶缘重阻，身陷绝境，其数不一。反观自身经历，结合经典所说，慧思亦不能不认为当世的情形，确是末法的征象。因此他在《誓愿文》中所云：“ (释迦佛)正法像法，皆已过去，遗法住世，末法之中，是时世恶，五浊竞兴，人命短促，不满百年，行十恶业，共相杀害。”这完全是其个人遭遇的直接反映。

　　三、慧思之后末法思想的普及

　　北齐后主天统二年(566年)，那连提黎耶舍就在北齐译出了《大方等大集经》〈月藏分〉。此经可谓集正法、像法与法灭尽说之大成者，经中的〈月藏分〉详述有关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世相，与劫尽末法世的情形，此经〈月藏分〉所云之五种五百年说乃解脱坚固、禅定坚固、读诵多闻坚固、多造塔坚固、斗诤言颂白法隐没损减坚固。而这两种说法都曾为后来持末法观的僧人所经常引用。此外，〈法灭尽品〉(卷五十六第二十品)内还有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之说。

　　北周武帝之废佛(北周为574年，北齐为577年)，使佛教再次面临了法灭的表相。凡有智识的僧众，联系《大集月藏经》之说，无不切身感到了末法的降临。因此，慧思在世之时，末法思想在当时的佛教界尚不甚流行。随着北周武帝的灭佛，便有更多的高僧，产生了强烈的末法意识。他们各以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来挽救式微的佛法。

　　(一)、刻造石经

　　曾亲身经历了北周武帝灭佛惨剧的灵裕法师，为了防备以后因王权的灭法之举而导致经像毁灭，特地在五八九年(隋开皇九年)于河南宝山开一石窟，其中塑有卢舍那佛、弥陀佛、弥勒佛等，又刻了其他七佛。三十五佛等，窟壁内外皆刻上了《法华经》《胜鬘经》《涅槃经》等的经文，这些经文中并包含了《大集月藏经》的〈法灭尽品〉，其用意显而易见。

　　此外，六○五年到六三九年间，约三十年的时间，静宛法师在河北省北部的房山(石经山)石窟刻石经，其动机亦是为了防止法灭，与灵裕相同。其所刻之石经上亦云：“正法像法凡千五百余岁，贞观二年(六二八年)入末法七十五载，未来佛教废毁时，可出此石经流通于世。”

　　(二)、建立新教门

　　三阶教、净土宗和南山律宗的佛学以及信仰形态虽各具特色，但皆以处于末法浊世、正法隐没的时代为其立教的基点，宣说唯有自己的教法才是时机相应的佛教，才能够令佛法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