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的佛教关系，始于公元四世纪间，即朝鲜的三国（亦称三韩：高勾丽、新罗、百济）时代。前秦苻坚于建元八年（３７２）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及经论至高勾丽，高勾丽王遣使答谢。越二年（３７４），秦僧阿道又至高勾丽。翌年高勾丽兴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供顺道和阿道居住。是为朝鲜佛教之始（《三国史记·高勾丽本纪》）。但在这以前，高勾丽也有个别崇奉佛教并与中国佛徒相往还的人士，如《高僧传》卷四载有东晋名僧支遁（３１４—３６６）与高丽道人书，称述剡县（今浙江嵊县）仰山竺潜（法琛）的风范。这显示了中朝民间佛教的来往关系早已存在。宋末齐初时，高丽僧道朗来至敦煌，从昙庆受学三论，并在中国诸方游化；后来于齐建武中（４９４—４９７）至江南，住钟山草堂寺，又登摄山，嗣法于黄龙（今吉林地方）法度，传罗什的三论之学。时江南盛弘《成实》，名师辈出，道朗则宣扬三论，非难《成实》，名士周颙也从他受学。天监十一年（５１２）梁武帝乃遣僧正智寂、中寺僧怀、灵根寺惠令等十师诣摄山，从朗谘受三论大义。梁武帝也因此舍《成实论》，依大乘义撰作章疏（见《高僧传·法度传》）。这显示了早期高丽学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另在朝鲜西南部的百济方面，据《三国史记》卷十八说：百济枕流王元年（３８４，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陀由东晋来到百济，翌年在国都汉山创立佛寺，度僧十人，为百济佛教之始。自是以后，佛法渐兴。梁武帝大同七年（５４１），百济遣使至梁求请《涅槃》等经及工匠等（见《梁书》卷五十四、《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当时百济佛法殷盛，“僧尼寺塔甚多”（见《周书》卷四十九）。
　　

　　朝鲜东南的新罗地区，佛教传入也较早，并早有新罗僧人来中国参学。梁武帝于太清三年（５４９）遣使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国，新罗真兴王亲率百官奉迎于兴轮寺。嗣后陈文帝于天嘉六年（５６５）又遣使与僧释明观等往新罗国通好，并致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隋代统一中原，大兴佛法，在全国诸州建舍利塔，广申供养，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也向隋朝请得舍利还至本国起塔供养（《广弘明集》卷十七）。其时三国在中国留学的僧人甚多，其中沙门玄光，新罗人，来隋观光，志求禅法；曾登衡山，谒见慧思，密受法华安乐行门，得慧思印可；从那以后移锡江南，得本国舟舶，载返熊州翁山，卓锡结茅，乃成梵刹，化导甚众（《宋高僧传》卷十八）。沙门波若，高勾丽人，陈末隋初，来江南游方参学，随后入天台山，向智者求授禅法，在天台华顶晓夜行道，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后于国清下寺示寂（《续高僧传》卷十七）。沙门圆光，本姓朴，新罗人，年二十五，乘舶来金陵，闻庄严寺旻公弟子讲说，乃发道心，启请陈帝：愿归佛法，奉敕为之落发，并受具戒。此后，游历讲肄，领受微言，于《成实》、《涅槃》三藏教典，广事披习。嗣游虎丘山，为信士开讲《成实》、《般若》，听者欣领，皈者日众。隋开皇中，又到长安，宣讲《摄论》，声誉更广。其本国闻之，启请还归；隋帝敕厚加劳问，令归故国。光返国后，朝野归敬，化缘甚广（《续高僧传》卷十三）。沙门安弘（一作安舍），新罗人，于北周武帝建德五年（５７６）来中国求法，并邀同于田沙门毗摩罗真谛及农伽陀两僧返回本国，赍回《楞严》、《胜鬘》二经及佛舍利等。沙门智明，新罗人，于陈后主至德五年（５８５）七月来陈求法，留学十七年，于隋仁寿二年（６０２）九月随其国使上军返归本国，受国王尊敬，奉为大德。沙门昙育，新罗人，于隋开皇十六年（５９６）来隋求法，至炀帝大业元年（６０５）三月随其国使惠文返国（均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高僧慧灌，高丽人，在隋嘉祥寺吉藏门下，精研三论，后返本国，转赴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为日本三论宗开祖（《元亨释书》卷一）。当时朝鲜三国来华留学沙门人数众多，隋朝廷对他们都亲切接待，并延聘名德学者为他们讲授。据《续高僧传》卷十三、十五说：释神逈，释灵润，先后于大业十年（６１４）奉召入鸿胪寺，敷讲经论，教授三韩学人。可以想见当时来学的盛况。
　　

　　其时三国对于中国佛教和文化响往甚殷，初唐武德八年（６２５），高丽荣留王派人来求佛法（《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后至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新罗国还表请派人来中国学问经教（《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尤其是七世纪后期，朝鲜在新罗统一时代，与唐友好来往更为密切。据《三国遗事》卷五记载：新罗孝昭王元年（唐中宗嗣圣九年，６９２），兴建宝德寺，专为唐国祈福。而在唐楚州（江苏淮安）以北，今江苏、山东沿海一带，且多有新罗坊、新罗院。可以想见当时新罗入唐僧伽之多。因之在七世纪唐僧西行求法的热潮中，新罗沙门也多相偕前往，如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即列有新罗、高丽僧八人。
　　

　　唐代佛教各宗次第形成，而新罗、高丽学僧在诸宗中也英才辈出。首先是三论宗方面，有高丽沙门道登，于贞观二年（６２８）来到长安，继慧灌之后，从嘉祥寺吉藏受传三论幽旨，后赴日本，住元兴寺，畅演空宗（《本朝高僧传》卷七十二）。
　　

　　在慈恩宗方面，有神昉，新罗国人，早年入唐游学，请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贤所推重。贞观十九年（６４５）夏六月，他奉召入弘福寺，参与玄奘译场，任证义大德。此后即随侍玄奘，译经受学，在大慈恩寺《大毗婆沙论》的翻译中任笔受，最后于玉华宫寺《大般若经》的译出时任缀文，始终参与其事，为奘门四上足之一。著有《瑜伽》、《唯识》等论疏记（均佚）。圆测，原为新罗王孙，自幼出家，慧解焕发，于贞观初年来长安，唐太宗爱其明敏，赐以度牒，令住元法寺，学通《毗昙》、《成实》。贞观晚年，玄奘三藏西游返国，一见如旧，遂从受学，通达《瑜伽》、《唯识》诸论，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圆测门下突出的新罗学者，有胜庄和道证。胜庄早年入唐，后为唐京大荐福寺大德，晚年参与义净译场任证义。著有《最胜王经疏》、《梵网经述记》、《成唯识论决》、《杂集论述记》、《大因明论述记》等。道证长期从圆测受学，于武周长寿二年（６９３）由唐赍天文图返国。著有《成唯识论纲要》、《成唯识论要集》、《辨中边论疏》、《因明理门论疏》、《因明理门论述记》、《般若理趣分疏》等。又新罗沙门顺璟，在本国习法相大乘，传得玄奘的真唯识量，乃立决定相违不定量，于乾封年中（６６６—６６７），因其本国来使附至长安，时玄奘已逝世二年，窥基见之，盛加赏赞。璟尚著有《法华经料简》、《唯识论料简》、《因明正理论钞》等。又新罗兴轮寺沙门道伦，出自窥基门下，依窥基所撰《瑜伽论略纂》并参照其本国学者圆测、顺璟、元晓诸说，撰《瑜伽论记》二十四卷。又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三人，于武周长安三年（７０３）入唐，在濮阳智周门下受学唯识，后赴日本，弘演法相宗义。又圆测的再传弟子新罗太贤（一作大贤，出于道证门下），通才博学，尤精于唯识，辽东后进皆遵其明训。他的著作有《华严》、《金刚般若》等经和《瑜伽》、《摄大乘》等论的《古迹记》以及《成唯识论学记》、《成唯识论决释》、《瑜伽论纂要》、《起信论内义略探记》等书共四十二部，显见其在弘传玄奘唯识学方面的突出成就。他所著书并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