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自第五次东渡失败之后，重返扬州，相继住既济寺、龙兴寺、崇福寺、大明寺、延光寺等地弘法传戒，讲经授律。表面上他似乎已忘记了东渡日本的事情，可内心深处却依然时时盼望着有机会再度东征，赴日传教。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10月15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扬州延光寺的一间禅房内，双目失明的鉴真正在打坐入定。

　　忽然，一位侍者来报，说是有贵客拜访。鉴真从禅定中转过神来，急忙招呼迎客。于是侍者领进四个人来。鉴真看不见他们的模样，只好等着对方开口。

　　“弟子等人来自日本国……”

　　“什么？你们是日本僧人？”鉴真一听他们来自日本，便急不可待地打断了他们的话。

　　“我们不是僧人，不过都是佛家弟子。”

　　“那你们是……”鉴真更着急了。

　　“我们是日本国第十次遣唐使的成员。我是大使藤原清河，他们分别是副使大伴胡麻吕、吉备真备和卫尉卿朝衡。”

　　“普照呢？你们知道普照吗？”鉴真突然问起了普照。

　　“我们今天来您这里，就是从普照那里听说的。不过普照现不在扬州，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来的。”日本大使回答说。

　　“那么，你们来这里是……”鉴真显得十分激动，十分急切。

　　“现在，我们正准备返回日本。一行共有四艘轮船，行装具足，不日将在黄泗浦(今江苏常熟境内)会合启航。听说大师过去曾五次东渡日本，可惜均遭挫折，我们十分敬佩大师的学识与毅力，今日特来拜谒，不胜荣幸。”接着，日本使节又将他们访华及欲邀鉴真东渡的前前后后详细向鉴真诉说了一遍。

　　原来，这次谴唐使自750年9月组成，752年闰3月分乘四船正式出发,不久到达浙江明州。这时，正在明州阿育王等待便船的普照闻讯前来拜见藤原清河大使，向他禀告了这几年的艰苦经历，并约好遣唐使回国时一同东渡。当年年底，遣唐使到达长安。次年大年初初一，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当时在唐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的日本人朝衡(阿倍仲麻吕)，是717年来唐的留学生，在太学结业后，一直留唐任职，至今已有36年。这次遣唐使的副使吉备真备就是与他同年留学中国的好友。两人分别十八年后在异国重逢，又勾起了朝衡回国的念头。

　　在长安等地巡礼、学习一年之后，第十次遣唐使准备回国。临行前，藤原请河等人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让朝衡归国及邀鉴真东渡弘法的请求。唐玄宗准许朝衡归国，并任命他为代表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臣。对鉴真东渡之事，唐玄宗虽不表示反对，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要日本在邀请鉴真的同时，也邀请道士同行，可当时日本朝野上下盛行佛法，无人崇信道教，因此邀请道士东渡是难以接受的。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藤原清河就收回了聘请鉴真等人的请求，同时为了不让玄宗扫兴，他们还从遣唐使中留下四名学员，留在中国学习道士之法。他们认为，回国反正要路过扬州入海，不如到时私下和鉴真商议，只要愿意前往，总是好办的。

　　鉴真听了他们的叙说，当即表示：“我当年已发下誓愿要去日本弘法，没想到五次东渡均遭失败，路上又死了荣睿和祥彦，我怎么能忘记自己发下的誓愿呢？”如今你们有船回国，这正是了此心愿的绝好机会，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藤原清河等人一听，十分激动，连忙俯身再拜。

　　日本国使者的参拜和鉴真打算再次东渡的消息，在扬州很快传开了。许多人感到十分意外，他们认为，年高66岁且双目失明的鉴真再也不会东渡了。他们不理解鉴真东渡的意义，所以，消息传开后，当地官厅对鉴真居住的龙兴寺严加戒备，使鉴真东渡的准备工作很难进行。

　　恰在这时，鉴真的弟子仁干禅师从婺州(今浙江金华县)来到扬州。得知大和尚要东渡日本，仁干非常支持。他立即和一些支持鉴真的人商定，由他负责撑船，夜里在江边等待，接大师上船，然后送往日船会合地黄泗浦。鉴真对此表示同意。

　　10月19日晚，鉴真在弟子法进、思托的掺扶下，与一起东渡的昙静、义静、法载、法成以及智首等三位尼师等十七人和扬州的居士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共24人，悄悄地离开寺院，来到江边，登上了仁干等待着的船只。    大家刚一坐稳，仁干便用力撑船。船一动，鉴真悬着的心一下子稳当了许多。可谁知岸上忽然来了一大群人，夜色朦胧中，也看不清楚是谁。

　　“停下！停下！”这些人在岸上喊道。

　　鉴真正在迟疑之际，又听岸上人喊道：“我们是求大师授戒的沙弥。大师此番东渡，恐怕再也见到了，求大师结最后一次缘吧！”

　　鉴真一听，放下心来。他立即由弟子搀扶着走下船来，为这些沙弥授戒。这些沙弥共有24位，是鉴真在祖国土地上的最后一次传戒。授完戒，鉴真又回到船上，船立即驶离岸边，开出扬州，开出大运河，进入长江，向黄泗浦驶去。

　　同船装载有佛舍利三千粒、阿弥陀佛像、千手观音像、救苦观音像、药师佛像、弥勒菩萨像、《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南本《涅Ｐ经》四十卷、《四分律》六十卷、法励的《四分律疏》五本各十卷、光统的《四分律疏》、《镜中记》、智周的《菩萨戒疏》五卷、灵溪的《菩萨戒疏》二卷、《天台止观》四十卷、、《法门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义》十二卷、《次第禅门》十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定宾律师的《饰宗义记》九卷、《补饰宗义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大亮的《义记》二本十卷、道宣的《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二本、怀素律师的《戒本疏》四卷、大觉律师的《批记》十四卷、《音训》二本、《比丘尼传》二本四卷、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道宣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法铣的《尼戒本》一卷及疏二卷……又有玉环水精手幡四口、菩提子三斗、青莲花二十茎、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座以及香精、药材、佛具等等。这是唐代中国佛教文化大规模传入日本的一次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