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自弘忍以来,说法用语,记录为文,即向大众口语化发展,到了两宋蔚然形成一大文风,也为激烈排佛的道学家采用。这种表现于语录的文体,直朴而生动,粗鄙而隽永,雅俗可以共赏,对于加强知识阶层同劳动民众间的思想联系,有一定作用。从曹洞正觉与杨岐宗果之争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虽无创见,但在促进佛教教义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方面,又进了一步。 宋代天台宗 五代吴越王遣使国外寻找佛教典籍,高丽僧谛观送来若干论疏,其中以天台为数最多,这对北宋初年天台教学的“中兴”,是一个重要契机。 宋初天台传承 天台宗自智?五传而至湛然,湛然又五传而至清竦。清竦为五代末年人。清竦传义寂(或作羲寂)、志因。义寂传高丽义通,义通传知礼、遵式,知礼传尚贤、本如、梵臻;志因传晤恩,晤恩传源清、洪敏,源靖传智圆、庆昭。义寂以下,均为宋初天台宗人。 义寂(919—987),字常照,俗姓胡,温州永嘉人。因请吴越王遣使从高丽等国求得教典而备受尊重,“由是一家教乘,以师为重兴之人矣”,钱俶赐名“净光大师”。 义通(927—988),字惟远,高丽玉族出身。从义寂受学,后来“法席大开,得二神足而起家,一日法智师(知礼),一日慈云师(遵式)。法智师延庆道场,中兴此教,时称四明尊者;慈云建灵山法席,峙立解行,世号天竺忏主。” 知礼(960—1028),字约言,俗姓金,浙江四明人,从义通学天台教观,真宗赐号“法智大师”。晚年曾结伴十僧共修“法华忏”。三年后拟集体自焚,经杨亿、李遵勗、遵式等劝阻,未曾实行而名更盛。他是“中兴”天台宗的主要人物。 遵式(964—1032),字知白,俗姓叶,天台宁海人。先攻律学,后从义通学天台教义。真宗赐号“慈云大师”。章得象、王钦若等官僚曾与之交游。与知礼法系相比,遵式一系比较萧条。 知礼与遵式都重视忏法,特别是“法华忏”与“金光明忏”。遵式撰有数部有关忏仪的著作,为寺院大搞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念经、拜忏提供了权威性依据,被称为“慈云忏主”。 晤恩(912—986),字修已,俗姓路,姑苏常熟人。先学律部,后从志因受学。晤恩“不喜杂交游,不好言俗事,虽大人豪族,未尝辄问名居”。“平时谨重一食,不离一钵,不畜财宝,卧必右胁,坐必加趺”。这是在世俗化佛教界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山家”、“山外”之争 “山家”、“山外”之争是天台宗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宋代佛教理论领域中的大事。 据《释门正统》、《十义书序》等记述,争论发端于晤恩的《金光明玄义发挥记》,焦点是智?的《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实质是关于所观之境属“真心”还是“妄心”。由此广涉佛教世界观和宗教实践上的许多问题。争论的结果,知礼一派景后获胜,遂自称“山家”,以天台正统自居,持相反意见者,被斥为“山外”,即非正统。“山家”代表人物除知礼外,还有他的弟子梵臻、尚贤、本如等:“山外”代表人物除晤恩外,尚有他的弟子源清、洪敏和源清弟子庆昭、智圆等。此外,原属知礼一系的仁岳、从义等,因与知礼观点不合,被称为“后山外”。 智?所著《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并行于世。义通曾撰《金光明玄义赞释》、《金光明文句备急钞》,以解释略本。《发挥记》认为,广本所述“观心释”,义理乖违,当为后人擅添,因此加以否定;略本详说法性圆妙,没有提出“五重玄义”中的真实性。“观心”一义故应作依据。为此,知礼作《释难扶宗记》,肯定广本为智?真作,并重点阐发广本的观心教义,提倡“妄心观”。知礼批评晤恩,废去观心乃是有教无观,不符智?教旨。此后,庆昭等又与知礼多次往复问答释难。中经钱唐太守调停,曾暂时告一段落。不久,智圆作《金光明经玄义表征记》,再次非议广本“观心释”,知札作《金光明玄义拾遗记》给以反驳。源清又著《十不二门示珠指》,坚持真心观,宗昱(与义通同门)著《注十不二门》,提倡灵知心性之说,均在教理上阐发华严性起学说。对此,知礼作《十不二门指要钞》,强调指出,天台宗的教义是“性具三千”,乃是圆教之说,华严宗主张万法“性起”,只是别教隔历之说。 上述争论说明,“山外”派的思想确实受了华严学说的影响。他们主张的真心观,以心性真如为观察的对象,即承认心之本体为纯净无染的“真心”,只是“随缘”造作万法,智?的“性具”说则认为万法本具一心,由于随缘隐显不同而有人生世界的差别。 知礼提出的“妄心观”,就是将性具说导向宗教实践,要求人们以内省的方式,认识一切众生悉皆“性恶”。由此引导人们从日常生活的每一琐事、每一俗念中去忏悔和防止自己的罪恶,强化个人的道德修养。《山家绪余集》中有这样的话:“性恶之言出自一家,非余宗之所有也。得其旨者,荆溪之后唯四明(知礼)一人耳。故所述记钞,凡明圆旨必以性恶为言。……祗一修恶之言而有云断者,断其情也。”可见,知礼所讲“性恶”,主要指情欲而言;所谓“安心观”,就是要依据对“性恶”的认识,断除情欲。“山外”派取消“观心”,将会导致人们放弃对情欲的自我克制,所以知礼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