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尼泊尔《苏瓦扬普史书》记载：“加德满都一带地区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那伽巴沙湖泊，湖内有龙王居住，后来文殊师利由摩诃支那（中国）来到此地，辟开了湖南边的山岭，将这一湖水泄干，并在此建立苏瓦扬普寺，因之称此地为尼泊尔。”这一传说显示了中尼两国传统的亲切友谊。公元前５６５年，迦毗罗卫（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王子释迦牟尼出生在今天尼泊尔南部的洛明达（古称蓝毗尼），他出家成道后，在印度各地游行说法，吸收徒众，传播他的思想，于是形成为佛教。他的教法于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国，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广泛信仰，佛教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的宗教。这就是中尼佛教关系史上的最胜因缘。
　　
　　由于佛教的因缘，我国历代僧人前往尼泊尔朝礼释迦牟尼圣迹的人很多，其中最早而最知名的是公元４０５年东晋法显到达佛陀的家乡迦毗罗卫城，和佛陀的出生地论民（洛明达）园，瞻礼遗迹。法显并将当时情形在他的名著《法显传》中加以纪录。法显以后十余年，中国名僧智猛也曾到迦毗罗卫朝访佛迹。
　　
　　在法显往访迦毗罗卫的同时，一位迦毗罗卫籍的僧佛驮跋陀罗来到了中国。他是释迦族人，大约于４０６年左右到达长安弘传禅学，随后又经名僧慧远邀上庐山，译出有关禅教诸经，４１８年又到建业（今南京），在道场寺和法显共译出《摩诃僧律》四十卷，又和沙门法业、慧严等一百多人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此外他在中国还译出《观佛三昧海经》、《文殊师利发愿经》等共十三部一百二十五卷，他的业绩深为中国佛教学人所追念。
　　
　　嗣后，公元６３３年玄奘法师也朝礼过腊伐尼林（即洛明达）和迦毗罗卫城（即劫比罗伐窣堵国）。那时迦毗罗卫已经倾圯，只剩宫殿故基窣堵波和石柱的遗迹。玄奘在此徘徊瞻礼，并在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详加记载，说加德满都地区宗教繁华，寺院林立，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并皆研习；当时有名的鸯输伐摩王在位，崇信佛法.
　　
　　其时尼泊尔国公主和唐文成公主都嫁与西藏松赞干布王为妃，这一段和好因缘，更促进了中尼的友好关系，因而沟通了一条从长安经拉萨、加德满都到印度的交通路线（即当时所谓吐蕃、尼波罗道），不独唐朝使臣李义表、王玄策先后出使印度都经由此道，即唐代僧人玄照、道希、玄太、玄烙、道方、末底僧诃、玄会等往返印度，也都先后到过尼泊尔国。又玄照从印度返唐，路次尼泊尔国时，国王还遣人护送他到吐蕃，探望文成公主后回到洛阳。此后，在公元７６４年中国僧人悟空也访问了尼泊尔国，瞻礼了释迦牟尼的降生地迦毗罗卫城。９６４年中国沙门继业等三百人由宋太祖派遣赴印度求法，归途也道经尼泊尔国。
　　
　　由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紧邻，因之彼此之间在佛教关系上也很密切。中国藏文佛经有一部分是由尼泊尔古代的译师们所传译的。西藏寺院的古建筑以及梵式的、尼式的造像等佛教文化遗迹，也有许多出自尼泊尔的艺匠之手。
　　
　　元世祖中统元年（１２６０），曾向尼泊尔邀请艺匠八十人到达西藏地区，为帝师帕思巴建黄金塔。其中有一位名匠阿尼哥，礼帕思巴为师，同至北京。阿尼哥曾一度为僧。由于他画塑铸金的技术都很高明，元朝特设梵像提举司，请他主持，令专管铸像、绘像、土木雕塑等项工艺。当时中国两京寺观之像，多出于阿尼哥之手（《元史》卷二百零三）。现存的北京妙应寺白塔，据《阿尼哥神道碑》记载，也是阿尼哥所设计建筑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曾经派遣沙门智光为国使，携带国书彩币到尼泊尔通好；尼泊尔国王马达纳罗摩也遣使来中国，致送金塔、佛经、名马、方物。明成祖时，智光法师第二次奉派出使尼泊尔国，同时尼泊尔也遣使来报。从此以后，两国使臣报聘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