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医学定义的讨论
宗教常常自称有“治病救人”的意义，宗教又往往对医学予以不同程度的重视。佛教亦不例外，佛陀常被喻为“大医王”，其教义喻为能解众生之毒的“阿揭陀药”(agada)。佛教的教义与印度医学术语也多有相应之处，印度医学也多染上了许多宗教哲学色彩，但是在研究中不能将佛教教义和医学理论去硬性比附。
有人认为，佛陀最早提出的“四圣谛”理论就建立一个医学范式的基础上，即苦、集、灭、道，对应于医学上的病症、病因、健康和治疗方法。虽然在《ｓｈé＠①罗迦本集》中也有一种四分法，但是，它并不能反映系统化的医学知识的显性模式，而且它的公式也不同于四圣谛，“能治疗国王的最好的医生，他应具有四种知识：知道病因、病的特征、疗法以及病的不再重发。”这种在医学传统上不重要的四分法以及它与四圣谛概念上的变异，致使在佛陀早期的教义中任何医学的类推都是站不住脚的（注：Kenneth G * Zysk,Asceticism ang Healing in Ancient India,Delhi,1998,P·38·）。
关于印度医学与佛教的关系，申俊龙在一篇文章中说：“佛学又叫慧学，它与其他宗教不同。……它的教义试图统摄包容一切，称为‘五明’之学。一为声明，研究声韵学和语文学；二为工巧明，研究工艺、技术、历算之学；三为医方明，研究医药学；四为因明，研究逻辑学、认识论；五为内学，研究佛学。因此，印度医药学就包含在佛学体系之内”（注：申俊龙，《佛教与中国传统医学》，该文收入王尧主编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12,PP·922-956。这段话中的“内学”，依上下文宜为“内明”。“内明”是关于宗教哲学的所有知识，既包括佛教，也包括佛教徒所谓的“九十六种外道”，而“内学”（或“内教”）仅指佛教，不含“外道”，因此，这两个概念不宜等同。此外，此句中的“认识论”，宜去掉。因为因明即论理学（形式逻辑），与认识论是两回事。）。这段话的结论值得商榷。因为五明之学在印度本乃俗家及别的哲学流派的学习内容，《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指出印度的普通教育情况时说：
而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覆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注：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P·185·）。
前四明在各教派之间基本相同，内明涉及各派的复杂教义，彼此分歧极大。佛教徒为了传教，才学习这些知识。换句话说，在印度许多教派均学习五明大论，五明之学并不是佛教的独家创建。从吠陀和《生命吠陀》(Ayurveda)算起，印度医药学的历史远远早于佛教，后起的佛教只不过吸收了印度医药学的部分内容而已，根本就没有完全涵盖印度医药学，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印度医药学就包含在佛教体系之内。其次，关于医学在印度佛教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举一个材料，唐代义净在印度求法时，“于此医明，已用功学，由非正业，遂乃弃之”（注：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P·152·）。可见医方明不是印度佛教僧尼的正业。佛教的一般观念是：“道法为重，医术为次”。如果“但学医术，云端佛学，无求道意”的话，就是犯戒的行为。《五分律》卷14有规定：“若比丘尼诵治病经方，波逸提；若比丘尼为人治病以为生业，波逸提。”（注：T22/95a*）《摩诃僧祗律》卷38也规定：“比丘尼不得授俗人外道医方。”（注：T22/53Ib*）但是佛教的这些规定并不是排斥医学，而是为了保证佛教徒潜心于修行，不以医术去染世俗、贪名利（注：《法苑珠林》卷30：“故律云，非制而制，是制便断，如是渐渐令法速灭。数见朝贵门首，多有疗病僧尼，或有行医针灸求贪名利，……致使秽响盈路，污染俗情。”(T53/506)这是对当时汉地佛教界内以医术结交权贵的不良现象的尖锐批评。）。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律藏中也有多处表明佛陀对医学的亲善态度，佛陀与医王耆婆(Jivaka)的关系也很不错。但总的看来，佛教中习医的僧徒极为少见，为僧团治病的也多是俗家医生，医王耆婆也是先习医后才接受佛教思想的。不过，作为“借医弘道”的手段，医学对佛教在华的早期传播事业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近年来，对佛教医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课题。有人声称“佛教医学是东方医学文明的重要宝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思想内涵、理论构架和临床实践的宗教医学体系”（注：李良松，《佛教医籍总目》提要“绪论”，鹭江出版社，1997年，7月。）。但什么是佛教医学？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佛教医学研究的倡导者李良松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什么是佛教医学？佛教医学是以古印度‘医方明’为基础、以佛教理论为指导的医药学体系。什么是中国佛教医学？中国佛教医学是佛教医学与中国医学相互融合的医药学。即以佛教理论和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为基础，以寺院传承的方药和诊疗经验为代表，并吸收古印度和西域医药技术的医学体系”（注：李良松，“佛教医药纵横谈”，《亚洲医药》，1997年，9月—10月。P97。）。
在1997年底北大举行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良松的提法是：“佛教医学是以古印度‘医方明’为基础，以佛教理论为指导，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学体系，由于佛教医学的理论框架和临床诊疗体系是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所说的佛教医学，实际上就是指中国佛教医学。”（注：李良松、孙婷，《佛教医药学术体系概论》，“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研讨会论文，1997年，12月。）但他在另一本书的“绪论”中说“佛教医学的理论诞生于古印度，而佛教医学的临床根植于中国”（注：李良松，《佛教医籍总目》提要“绪论”，鹭江出版社，1997年，7月。），这与“佛教医学的理论框架和临床诊疗体系是在中国形成的”无疑自相矛盾。我们认为，佛教医学的基础理论是印度的，但也吸收了中医的某些理论内涵。
在上述的几篇文章中，李良松将中国佛教医学分成三大领域，即经藏医学、寺院医学和居士医学。经藏医学指佛经中的医药学，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它包含大藏经中的论医佛经和涉医佛经。就经藏医学而论，这种分类法有三处问题，其一：印度佛教医学无疑就等同于经藏医学中的汉译论医佛经和涉医佛经部分。这样就遗漏了那些没有汉译的而含有医学内容的梵文、巴利文佛经，比如新疆库车出土的《鲍威尔写本》的第六部分就是一部用咒语治疗蛇伤的佛经（注：F,Rudoif Hoemle,the Bower Manuscripf,Reprinted Newprinted New Dehle,1987年，PP,222-230。又见，季羡林《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文物，1997年，2月,P,39。）。其二：遗漏了那些没有入藏的含有医学内容的汉文佛典（汉译佛典、疑伪经、汉僧的撰述）。比如从方广＠②编的《藏外佛教文献》（注：方广＠②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一一六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977年。）中能找出一些医学内容。其三：忽视了大量的藏文大藏经中的佛教医学材料（注：如果大藏经中的医学材料都归入佛教医学的范畴的话，那么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内的《八支心要集》、《八支心要玻璃方药论》、《药理精华》等没有什么佛教色彩的印度俗世医典又算不算佛教医学的一部分呢？）。当然，一切概括方法都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也就无须过于求全责备了。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将佛教分为印度佛教医学和中国佛教医学两部分。我们仅仅研究纯印度式的前一个部分，对后者则存而不论。前者包括与医学关联的汉译佛经（藏内和藏外）、梵文巴利文佛经、受印度影响的西域胡语佛经等。
因此，我们对佛教医学的初步定义为：佛教医学是印度古代生命吠陀体系的基础上，以佛教教义为指导思想，并吸收了中国传统医学（包括藏医药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所形成的一种非独立的医药学体系。它分为印度佛教医学和中国佛教医学（含藏传佛教医学）两部分。
印度佛教医学的内容概述
印度佛教医学的主体是大藏经中汉译的论医佛经和涉医佛经（注：印度佛教医学的这些经典应该不包括中国僧人的疏论、僧传等撰述在内。但那些直接印度佛教医学的材料（比如《南海寄归内法传》），可以包含在内。），据有人初步统计共达四百多部（注：李良松在《佛教医籍总目提要》中统计论医佛经85部、涉医佛经370部。申俊前揭文，则云“四百部”。）。其实所谓的论医佛经并不是专门的医典，只不过有医药相关的内容稍稍多一些，严格地说在大藏经中没有一部纯粹的医典。涉医佛经中的许多是“以医为喻”类型的经典，其医理在阐述佛法义理时起到通俗易懂的比喻作用，还有一些只列举病名而没有药名的佛经。印度佛教医学的这些经典主要有：“《佛说佛医经》、《佛说疗痔病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延寿命经》、《救疾经》、《禅秘要法经》、《佛说萘女耆婆经》、《佛说胎胞经》、《除一切疾病陀罗经》、《佛说除恐灾患经》、《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佛说医喻经》等。在律藏的“医药事”部分，也有很宝贵的佛教医药资料。
从其十分丰富的内容来看，印度佛教医学主要的组成部分有：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医用咒语、养生保健等。
A:基础理论。印度佛教医学的理论由两方面组成：生命吠陀的部分理论和佛教的部分教义。前者主要表现在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客观认识；后者则以早期佛教的“四圣谛”、“五蕴”、“十二因缘”、特别是“四大”等基本教义为主。在论述人体疾病的原因时，其佛教的义理特色就表现得很明显，认为众病有三因：外因、内因和业因。
B:临床实践。印度佛教医学临床治疗总的原则是：对机设药，除病为先。对那些患病僧人，佛陀格外宽待，在药物的使用方面，只要是医生许可或病情需要，佛陀没有反对意见，允许病比丘尼的“特殊化”。比如，不饮酒是佛教最基本的五大戒之一，但“酒虽是戒禁，有患通开。”《萨婆多部ｐí＠③尼摩得勒伽》云：“若以酒煮时药、非时药、七日药得服不？若无酒性得服。”（注：T23/587C。）P·2064《四分戒本疏》亦曰：“律云：不犯者，若有病余药持不善，以酒为药，若以酒涂疮，一切不犯。”（注：No2787,T85/613C。）印度佛教医学的临床治疗，是指使用具体的药物和手术器械进行的治疗方法。若对应于生命吠陀体系的“八分医方”，它包括针刺首疾、身患、诸疮、阿揭陀药、长年方、童子病、足身法，而鬼瘴除外。佛经中最著名的治疗个案就是医王耆婆孤医疗事迹（注：Kenneth G.Zysk,Asceticism and Healing in Ancient India:Medicine in the Buddhist Monastery,Delhi,1998,PP120-127．）。具体的治疗略举如次：
《大般泥洹经》：“有热病者、酥能治之；有风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注：T12/593a。）酥、油、蜜是佛经最常用的药物，均属于七日药。
伽梵达摩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若有人等患眼精坏有清盲暗者，若白晕赤＠④无光明者，取诃梨勒果、阿摩勒果、ｂǐｎｇ＠⑤醯勒果，三各一颗，捣破油下筛当研。时唯须净护，……即得精还明净光盛。”（注：T12/593a.）这是治眼的方子。此经中还有40多条与咒术相关的验方，有内服、外敷等多种疗法。在佛经中治疗眼科的方法很多，这跟印度眼科医术比较发达有关。唐代宝思惟译的《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阐述了眼药的组成、制作和施药方法：尔时观世音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复说眼药之法成就最上。若有用者即得成就决定无疑。摩那叱罗、雄黄、迦俱婆婆树子汁、红莲花、青莲花、海沫[,一名海浮石]、牛黄、郁金根[,一名黄姜]、小柏根、胡椒、毕拔、干姜，以前件药，并捣研为极细末，以龙脑香、麝香和之，诵心咒一千八遍，以手取药触观世音菩萨足，即涂眼中已所有眼药，乃至有目青盲、胎努肉，悉得除差……”（注：T20/20Ib）。《大般涅ｐáｎ＠⑥经》还有“金针拨白内障”的记载，此项手术对中医深有影响（注：季羡林，《印度眼科传入中国考》，《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龙树五明论》卷上：“凡人得之化作大仙药者，五月五日取牛黄大如雀子、干（ｌｕō＠⑦）姜四两、麻八两、黄芩一两、大黄五两、甘草二两，于七月七日，令童子捣之，以蜜和作丸用之。……”（注：T21/957b。）这个药方名为“大仙药”，由多味药物组成，并且能治多种疾病。其形式与印度药典中的药方非常相似。
《陀罗尼集经》卷八：“若妇人患月水恒出，及男女鼻孔出者，取ｌｕō＠⑦[上音]娑善那人、苋菜根，各取二两，粳米泔汁及蜜，共和为丸讫，诵前心ｚｈòｕ＠⑧二十一遍，分为小丸，大如梧子。如法服之，其病即差，此名阿伽陀药。”（注：T18/854b.）这是一个妇科良方，药物和咒语合用。佛藏中还有一种《迦叶仙人说女人经》。
《ｌｕō＠⑦缚拿说救疗小儿疾病经》，该经注重运用安息香、白芥子等治疗儿科疾病（注：T21/492a-494b.）。
外科手术主要体现在耆婆的医事中：
在《四分律》卷三十九、卷四十中，记载了耆婆的六个主要治病故事。(1)为一长者之妇治愈头痛。(2)为瓶沙王治疗痔疮（大便道中出血）。(3)为一长者治疗头痛。(4)为一长者治疗肠结腹内。(5)为波罗殊提治疗头痛。(6)为世尊治疗水病。
在《佛说柰女耆婆经》中，耆婆的行医经历：(1)救活迦罗越家头痛而死的十五岁女儿。(2)救活一个ｂì＠⑨地而死的男孩。(3)巧计治愈一位国王的积年陈疾。
在《佛说柰女祗域因缘经》中，耆婆的行医经历：(1)为一长者之妇治愈头痛。(2)为一长者之子治疗肠结腹内。(3)救活迦罗越家头痛而死的十五岁女儿。(4)救活一个落地而死的男孩。(5)巧计治愈一位国王的多年陈疾。
《根本说一切有部ｐí＠③奈耶杂事》卷二(1)耆婆用计为猛光王治病（注：见拙文《印度医王故事考》，《南亚研究》，1999年第2期（拟刊）。）。
C:医用咒语。佛教认为魔病、业病和鬼病这三种病需要靠咒禁来治疗。佛经中的咒语按内容分为：驱魔咒语（注：比如《大佛顶广众陀罗尼经》卷第五“又法，取白芥子、安悉香、阿魏药、乌麻油相和，取皂英木为火，一咒一掷火中，如是满八百遍，一切凶猛事，须作此法。”(T19/179a)。）、驱蛇咒语、医用咒语等。大量的陀罗尼经，特别是密教经典，与治病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医用咒语按使用的方式又可分为两种：单用的咒语、与药合用的咒语，就象在中国上古时期的情形一样(29)，医巫不分和药咒合用在印度也很常见，而且这种用法在印度民间医术中一直流传至今。
单用的咒语类佛经有：《佛说咒小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佛说ｚｈòｕ＠⑧时气病经》、《佛说ｚｈòｕ＠⑧齿经》、《佛说ｚｈòｕ＠⑧目经》、《观世音菩萨秘藏和意陀罗神ｚｈòｕ＠⑧经》、《能净一切眼疾陀罗尼经》、《杂宝藏经》（“差摩子患目皈依三宝得眼净缘”）、《佛说疗痔病经》、《药师琉璃七佛本愿功德经》等。
与药物合用的咒语类佛经主要有：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若有人等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脚不便者，取胡麻油内木香煎。ｚｈòｕ＠⑧三七遍，摩拭身上，永得除差。又取纯牛酥，ｚｈòｕ＠⑧三七遍，摩身上差好。若有妇人患产难者，取胡麻油，ｚｈòｕ＠⑧三七遍，摩产妇脐中及玉门中，若令口吞易生。”（注：T20/104a.）该经中的40多条验方绝大部分都和咒语联系在一起。
《ｌｕō＠⑦缚拿说救疗小儿疾病经》：“复用安悉香、蒜、蛇皮、白芥子、猫儿粪、酥，同和为香，烧熏小儿。”（注：T21/492a.）该经中和咒语同用的类似药方还有6个。
《龙树五明论》卷下：“服香方法：……白真旃香一斤、沈水香一斤、熏六香一斤、鸡舌香一斤、霍香一斤、零凌香一斤、甘松香一斤、穹ｑｉóｎｇ＠⑩香一斤、香附子一斤、百花香一斤[,随时采阴干]，诃（何）梨勒一斤。论曰：于一净室，于净臼中，各别捣下筛和以蜜。器中勿令见风日。……ｚｈòｕ＠⑧香七返，经井华水服方寸匕（七）日三服……。”（注：T21/968b.）
香药用于咒术中，另见于《苏悉地羯罗经》“涂香药品第八”；《瑜伽师地论》“如意地”中亦有四大香（沉香、ｓū＠(11)堵鲁迦香、龙脑香、麝香）及香药的种类与使用：《大佛顶广众陀罗尼经》等。
D:养生保健。养生分安般守意、禅定养生等：保健则有食疗法、洗浴法、嚼齿木法等。
安般守意(anapana-smrti)与印度的瑜伽术关系很大，主要是有关出息(apana)、入息(ana)的方法修炼，类似于中国道教的气功。安般守意的修持形式有三种：渐、顿和综合。其代表性佛经有《安般守意经》、《修行道地经》、《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等。
禅定养生就是通过修习禅定(dhyana)，摈除杂念，专心致志，观悟四谛，经过调身、调息、调心，使身心安静统一，达到精神上既不昏沉瞌睡，又不纷驰烦恼的安和状态。定既是佛教三学（戒定慧）之一，也是一种身心医学的方法。其代表性佛经有《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五门禅经要用法》、《治禅病秘要法》、《六度集经》等。
食疗法即饮食保健，其方法可归纳为提倡素食养生、强调饮食节律和注重饮食禁忌。律藏内的四种药物分类，就涵盖了“一切可食之物”，可以说食与药难分彼此。《佛说佛医经》强调时令节气与饮食的关系。《佛说胎胞经》论述孕育期内所应注意的饮食调养。《苏悉地羯罗经》中的“献食品”记叙了食疗与食养的内容。《瑜伽师地论》中的“出离论”载录了饮食不节所导致的多种疾病，并强调了饮食调护的重要意义。
有关洗浴的主要一部佛经是《温室洗浴众僧经》，浴僧当用七物洗澡，“燃火、净水、澡豆、酥膏、淳灰、杨枝、内衣”；洗浴能除七病，四大安稳、除风病、除湿痹、除寒水、除热气、除垢秽、身体轻便，眼目精明”；如是供养还能得七福。《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洗浴随时”也介绍了僧人洗浴的方法（注：王邦维，前揭书，PP.133-135.）。各部广律亦述说了洗浴的种种好处。
嚼齿木法是一种口腔卫生方法。《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朝嚼齿木”介绍了此方法，并说“然五天法俗，嚼齿木自是恒事，三岁童子，咸即教为。圣教俗流，俱通利益。”（注：王邦维，前揭书，PP.44-48.）《十诵律》卷23：“嚼杨枝有五利益，口不苦、口不臭、除风、除热病、除痰瘾。复有五利益：除风、除热、口滋味、能食、眼明。”（注：T23/289b-c.）《根本说一切有部ｐí＠③奈耶杂事》卷十三亦提到嚼齿有五利。用齿木或杨枝来揩齿的口腔卫生保健，亦见于敦煌石窟壁画，第159窟“剃度图”和第196窟“劳度叉斗圣图”中和尚刷牙的画面（注：丛春雨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pp.43-44。又见王惠民《敦煌壁画刷牙图考论》，（《敦煌研究》），1990:pp20-23）。
纵观印度佛教医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医学理论有强烈的宗教色彩；(2)临床治疗的巫术性，咒语的使用非常普遍。(3)具体的药方（特别是大型的复方）所占的比重较少。(4)所涉及医学范畴的广泛性，涵盖内、外、儿、妇、五官科。
佛教律藏药事的构成
律藏是佛教三藏（经律论）之一，它的理论色彩不及经论强烈，却保存了古代印度社会生活的百科画卷，其中的医学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律藏中的药物分为时药、更药、七日药、尽寿药四种（注：见拙文《佛教律藏药物分类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1999:I,PP.52-60）。律藏的医疗方法涉及各科，且兼及咒术、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由于佛教各部派持律的差异（注：王邦维，前揭书，校注前言第二章，PP.38-108.），在几部广律中对医药事的规定也表现出许多差别。
南传上座部巴利文律(vinay-pitaka)《大品》(mahavagga)的第六章(sixth khandhaka)是有关医药事的，可称之为“药犍度”。它分为四十节，每节的叙事模式多为：比丘患病——所需药物—佛陀应允——服药的戒条。这种模式也是北传医药事的叙事模式之一。
南传的汉译《善见律ｐí＠③婆沙》卷17“药犍度”，主要解释药物的性能（注：T24/795.）。
北传的佛律分属于五个部派，即：化地部（弥沙塞部）的《五分律·药法》、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法藏部的《四分律·药犍度》、说一切有部（萨婆多部）的《十诵律·医药法》这四部广律，以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ｐí＠③奈耶药事》等，是律藏中较多记载医药知识的文献。此外，正量部的《ｐí＠③尼母经》中也有医学内容。现将律藏的医药内容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五分律》卷8：“彼守僧药比丘应以新器盛呵梨勒、阿摩勒、ｂǐｎｇ＠⑤醯勒、毕跋罗、干姜、甘蔗、糖、石蜜。”（注：T22/62b.）又，卷14“若比丘尼诵治病经方，波逸提。……若比丘尼为人治病以为生业，波逸提。……若比丘尼教他治病以为生业，波逸提。”（注：T22/95b.）又卷22，第三分之七“药法”(bhesajj-khandhaka)篇幅较短，在《大正藏》中还没占据一页，即T22/147B-C。它虽简略，但在故事中仍包含了几种疗法。“……从今听诸病比丘服四种药：酥油蜜石蜜。……听以诃梨勒、阿摩勒果，若蒜、若ｃｈǎｏ＠(12)，诸所宜物排口。”（注：T22/147b.）又，卷28，第五分之七调伏法：堕胎药之规定（注：T22/184b.）。
同属于《五分律》系统的《弥沙塞羯靡磨本》中“第四衣药受净”，补述药事。
《摩诃僧祗律》与其它广律不同，没有专节的“药犍度”，对医药事的规定较零碎。其卷3在解释八种物时，列举了时药、夜分药、七日药、尽寿药的种种药名（注：T22/244a-245a.）。卷4列举了各种毒药的名称（注：T22/255b.）。卷17记载了几种治病之方：热病／酥；风病／油；：水病／蜜；乾屑病／石蜜；冷／石蜜、酪；下病／乳；下吐／鱼汁、肉汁（注：T22/362b.）。卷38：“若比丘尼作医师活命，波逸提。”（注：T22/53Ib.）
《四分律》卷40衣犍度之二，记载耆婆治病的六个故事，包括开颅等外科手术（注：T22/852-854.）。卷42第三分之四“药犍度”之一，介绍了细末药、盐药的组成；用人血治眼、用藕为舍利弗治病等故事；以及自护慈念ｚｈòｕ＠⑧等内容（注：T22/866c-1047b.）。卷43，“药犍度”之二与医学关系不大，记叙了几个本生故事。
《昙无德律部杂羯》中有“瞻病人持亡者衣服至僧中说文”、“受七日药文”等（注：T22/1046c-1047b.）。
《十诵律》卷26，七法中医药法第六，主要内容为：以罗斯禅涂眼。比丘病疥，用苦药涂。舍利弗患风冷，服酥提罗浆；热血病／首庐浆。几种食疗法：“佛身中冷气起，……应服三辛粥。……乞胡麻、粳米、摩沙豆、小豆，合煮和三辛，以粥上佛。”列举八种粥名和粥的五种好处，“除饥、除渴、下气、却脐下冷、消宿食。”还列举了四类药物的各种药名（注：T23/184b.-194b.八种粥即酥粥、油粥、胡麻粥、乳粥、小豆粥、磨沙豆粥、麻子粥、清粥。）。
同属于《十诵律》系统的《萨婆多ｐí＠③尼ｐí＠③婆沙》卷4记载各种治病法；风病服大麦浆；血病服大麦汁等；并说明在佛陀的众多弟子中为何舍利弗病最多的原因（注：T23/528c.）。卷7说明天竺多发冷病与热病的原因及时间（注：T23/547c.）。《萨婆多部ｐí＠③尼摩得勒伽》卷3中有“问药法”（注：T23/580/581a.）。
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典最多，都是唐代高僧义净翻译的。除了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先体病源”、进药方法”、“除其弊药”中专门阐述医学知识之外，义净还在翻译律典所作的小注中有不少的医学知识的解释。
《ｐí＠③奈耶》卷24有“服过七日药学处第三十”（注：T23/759b-760.）。
《比丘尼ｐí＠③奈耶》卷10有“服过七日药学处第十九”（注：T23/962c-963c.）。卷18有“弟子有病不瞻视学处第九十九”（注：T23/1003a.）。卷19有“不蓄病衣学处第一百四十三”（注：T23/10011b-c.）。
《出家事》卷3，侍缚迦长者要求佛陀不度病人出家（注：T23/1034a-1035a.）。
《药事》卷1，佛陀为比丘开四种药：时药、更药、七日药、尽寿药，列举各种药名。几种治疗方法：风疾／服有情脂；疥疮／服涩药；患眼／服安膳那药；风疾／服生肉等。其余各卷多是故事，或夹杂点滴的医药知识。
《破僧事》卷5，世尊患风气，食诃梨勒果即愈的故事（注：T24/125c.）。佛陀的病历见于多处，此乃其一例。
《杂事》卷3：义净用小注的方式，介绍了天竺浴室的设置、洗浴的方法、洗浴的好处等（注：T24/219b-c.）。卷13：“嚼齿木者有五胜利，云何为五，一者能除黄热、二者能去痰瘾、三者口无臭气、四者能餐饮食、五者眼目明净。”（注：T24/264c.）
在汉地僧人对津藏（特别是《四分律》）所作的疏注中，也提到医药事，但主要是讨论患病僧徒的戒条，比如时浆与非时浆、七日药的服用规定。其情况较明晰，一者是引用和讨论印度佛教的医药事的律条，二者是陈述汉地僧团在执行医药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违规行为。因此，在这些著作中很少有印度的药方，更谈不上有复方了。此外，它们所引述的关于中医的一些简单的方子不属于印度佛教医学的范畴。
律疏著作主要有唐代道宜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二“四药受净篇”第18）、宋代元照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释四药篇”与“释瞻病篇”）等，比如后书论述四类药，“四药者，摄尽一切所食之物，对治新故二种之病，通名为药。受兼手口，俱该四药。”（注：T40/377c.）又指责违犯医药事戒条的行为，“今日多作茯苓丸，形如拳大，煮薯蓣汤，稠如糜粥，非时辄饮，妄谓持斋。”（注：T40/397b.）
此外，在汉地僧人所编撰的佛教百科全书类著作和音义著作中，对印度佛教医药（主要是药物的名称、性能等）多有解说，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极有用的材料。前一类著作如《法苑珠林》，其卷33“兴福篇二十七之一”，引述《温室洗浴经》等等。后一类著作如《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翻译名义大集》等。
在僧传作品中，既有“胡僧”（天竺僧人占多数）的行医经历，也有汉僧严格遵守佛教医药事戒条的事迹纪录。如《续高僧传》卷6“慧韶传”：后遇时患，药杂猪脂，拒而不服，非时浆饮故绝生常。”（注：T50/471a.）卷11“法侃传”：“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医诊云：须以猪肉用压药势。侃曰：终须一谢，岂得ｄàｎ＠(13)他。因纵疾而终。”（注：T50/513b.）
我们对律藏医药可以初步概括为5点：a:药物分类的系统性，共分为时药、更药、七日药、尽寿药四类。所用的药物以植物药占主导地位。b:表明药物剂量配伍的实用性的药方不多，更缺乏能治疗多种病症的复方。c:临床的巫术性色彩比经藏部分少得多，科学色彩有所强化。d:除医王耆婆的几次手术处，外科的医案较少。e:僧团是最常见的疾病是风冷热三种，最常用的药物是酥蜜糖石蜜等。
律藏对医药事的规定，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1)各部派对医药事的细微规定多所歧异，主要表现在对更药和七日药的规定争议最多也最复杂，而且同一部派在这些方面对比丘和比丘尼的戒条也不一样。(2)医药事与出家事、食事、衣事等的戒条常常交错在一起，密不可分。(3)对患病僧徒的临床护理和戒律方面的特殊照顾，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4)药物的储存和使用的规定也非常细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加者
＠②原字钅加昌
＠③原字田下加比
＠④原字目加莫
＠⑤原字革加卑
＠⑥原字般下加木
＠⑦原字口右加罗繁体
＠⑧原字口右加兄
＠⑨原字辟下加足
＠⑩原字穷字繁体
＠(11)原字穴下加卒
＠(12)原字麦加少
＠(13)原字口加敢
（原载《宗教学研究》2000年1期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古史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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