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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锡兰大菩提会达磨波罗来伦敦传法，成立了大菩提会伦敦分会，出版《英国佛教徒》，后改称《******》，出到1935年。1928年，大菩提会在伦敦兴建了英国的第一座寺庙。同年，斯里兰卡向伦敦分会派遣了3位传法比丘，其中2人到剑桥求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分会一直同僧伽罗佛教保持密切联系。此前，即1926年，佛教部会与神智学的主张发生冲突，遂退出神智学会而独立，1928年创刊《何谓佛教》。

　　在30年代，这两个佛教团体积极展开活动。1936年，在伦敦召开了世界信仰会议，铃木大拙、马拉拉塞克拉和拉达克里希南等会聚一堂，介绍了东方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但仍有铃木大拙用英文写的禅论著作流行。1943年佛教协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建立本部，出版《中道》刊物，还发行铃木大拙的著作。1945年，中国、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聚会伦敦，达成了世界佛教徒协议，以伦敦佛教协会名义发表了《佛教十二原则》，以16种文字流行。它的基本精神为1950年在仰光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采用。

　　1948年，A.兰特夫人在伦敦建立佛教精舍协会，出版《西方佛教》，1954年精舍建成，一直由斯里兰卡僧人住持传法。到50年代，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牛津、剑桥、布莱顿、爱丁堡都有佛教团体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本部设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一座佛教寺院。本部会址经常举行讲演、布道活动。

　　由于近代大英帝国对西藏的特殊关心，一些英国学者对藏传佛教也颇多研究。除斯坦因等人以外，黎吉生在1962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了《西藏简史》和《西藏文化史》，站在殖民主义立场描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西方歪曲地认识西藏历史与文化有很大影响。斯尔内格罗夫（1920——），伦敦大学藏文教授，英国西藏研究所所长，著有《佛教的喜马拉雅山》、《喜金刚坦特罗》、《西藏文化史》、《佛像》等。从70年代开始，藏传佛教也在英国有所传播，包括空仁波且喇嘛建立的桑那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素巴仁波且主持的文殊室利研究所等，都是以瑜伽禅法吸引英国以至西欧信徒。

　　据说，1970年联合王国共有佛教徒8万人，到1980年增至12万人以上，藏传佛教信徒约占一半，有12个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三、在法国

　　法国佛学研究侧重于大乘佛教，这与本世纪初帝俄的佛教研究是一致的。首先开辟这一领域的是伯努夫和塞纳尔特。他们部很关注佛教的梵语文献。

　　伯努夫（1801—1852）在少年时代随父亲学梵文，25岁时与德国学者拉森合作，发表了《论巴利语或恒河以东的半岛圣语》论文，33岁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梵文课。他的代表作《印度佛教史导言》（1844年），主要是依据英国人霍格森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本写成，也利用了匈牙利人山陀尔。乔马。德。科罗斯（1784—1842）等人对藏文佛教资料的研究成果。山陀尔。乔马是位传奇性人物，1818年他立誓要到亚洲腹地追寻匈牙利人的根，途经5年，于1823年到达西藏地区，在一座寺庙中学习藏语及佛学，研究丹珠尔藏经，1933年被日本东京的真言宗尊为菩萨，成为佛教徒中享有如此殊荣的第一个西方人。他在布达佩斯创立雅利安弥勒教团的分部，直至70年代初。

　　以往欧洲人无法接触汉文大藏经，由于法国汉学学者的努力，使他们多少有了了解。欧洲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主要依据梵文佛典，并以汉、藏文本校勘，采取所谓批判抉择的方法，这也就是伯努夫等人创始的路子。伯努夫在巴黎组织了法亚协会，并将《妙法莲华经》由梵文译成法文。

　　埃米尔。塞纳尔特（1847—1928）被奉为法国东方学泰斗。早年留学德国，专攻印度学，受比较语法学影响。1882年出版了《佛陀传说论》，主要依据梵文大乘经典，大胆假设，认为有关佛陀生平的传说无非是以太阳神话为基础的杜撰。此书遭到欧洲学者的严厉批评，认为佛传故事固然不能完全符合客观历史，但全盘否定也令人难以接受。塞纳尔特的考证方法，明显地反映了法国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他在比较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屋释读阿育王碑铭。19世纪以来，阿育王碑铭作为印度早期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受到欧洲学者的重视。从1837年英国人普林塞普发端，许多学者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塞纳尔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881—1886年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还参校巴利文，出版了梵本《大事》。

　　塞纳尔特之后，法国佛教学界人才辈出，列维（1863—1935）尤为突出。

　　他在31岁任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以后在印度去日本游学，1913年受聘为彼得堡大学教授，曾任日法会馆会长。他的研究方法也是遵循法国佛教学研究的传统，以梵典为中心，参校汉、藏资料。1928年从日本归国，途经尼泊尔，搜集了一批尚无汉译本的梵、藏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有世亲《唯识三十颂》的安慧释。列维校勘出版了这批资料，为大乘佛教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补充了以往的局限，也引起了人们对藏文佛典的重视。此外，他还校勘了《大庄严经论》的梵本，并译为法文（1907年）；又将安慧的《中边分别论释疏》梵本，交日人山口益校勘发表；1918年与俄国学者谢尔巴茨基合作，审校出版《俱舍论》第一卷界品，后将称友的《俱舍论释》委托获原在日本刊出；他还与高捕顺次郎等编纂佛教辞书《法宝义林》，已出版6卷。

　　列维的欧洲学生中成就卓然的是比利时人普山（1869—1937），他是著名的梵文学者和佛教学者，他不满足对大乘佛教哲学的那种肤浅理解，便从梵、藏、汉文原典的整理和研究上下功夫，先后刊行了月称的《中观论释》梵本（1903—1913）和《入中观论》藏译本（1912），均收入俄国出版的《佛教文库》；在1907—1917年间，又完成了《入中观论》的法文翻译。1927年，谢尔巴茨基、1931年沙耶尔，后来还有山口益，前后对《中观论释》作了英、德、日的翻译和订正。这对推动中观学派后期思想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普山在《印度文库》中还发表了调伏天著的《正理一滴论释》的藏泽校订本，1912年出版了《唯识二十论》藏译的校订本及法译本。这对瑜伽唯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也是一种促进。他著有《世亲和世友》一书，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俱舍论》方法论的范本。从1923到1931年，他以藏文本为底本，参照玄类和真谛译本，用功8年，完成了《俱舍论》的法文翻译；其中又依据汉、梵、巴利文等资料，详加注释。之后，又完成了汉译本《成唯识论》的法译工作；并结合梵、藏文有关资料作了注释。普山在译介北传佛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