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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兰卡达摩波罗发起的摩诃菩提学会，先后在英、德、美、澳和非洲等地设置分会或传教中心，出版多种语文的佛典和刊物，创办佛学院等，影响颇大。马拉拉塞克拉（1899—1973）曾去英国留学，后被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首届主席。他主编的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在推动佛教向全球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日本净土宗南条文雄（1849—1927），在英人马克斯。缪勒的支持下，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为英文，向西方介绍汉文佛典概貌；又译梵本《无量寿》、《金刚》等经，传播大乘佛教。铃木大拙（1870—1966）译《起信论》、《楞伽经》为英文，并将佛教禅法介绍到了西方。中国杨文会（1837—1911）与达摩波罗、南条文雄等同时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佛教的事业，1894年，与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先译《起信论》为英文；此后又培养梵语、英语和中西兼通的佛教人材，为佛教西渐作准备。及至太虚（1889—1947）自1928年西游欧美，在英、法等国学者协助下筹建世界佛学苑，进一步开拓了汉地佛教的西传事业。19世纪末，出生于康居的甘珠尔活佛（？—1975）在印度创建乌金贡桑却林寺，弘扬藏传佛教宁玛派教法，为西方世界培养出首批藏传佛徒，先后在布鲁塞尔和雅典建造了乌金贡桑却林寺，宁玛派的瑜伽得到流行。

　　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多，南美50万，北美近19万，大洋洲和非洲也有信仰者。1982年世界佛教徒的总数比十年前（1972）净增了5千万人，明显呈上升趋势，尽管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

　　佛教在西方世界，依然以东方移民和侨民为主体。二次大战以后，东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日益增强，西方社会中东方移民和侨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也日益改善，加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多渠道发展，使佛教干预社会的作用力和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力大幅度地提高。自18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伦理体系受到广泛的冲击，也使一些西方人士的某些观念向佛教倾斜。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为适应西方社会生活需要，本身所起的变化，或是使它在西方居民中赢得信徒的更本质的原因，其中瑜伽和禅的广泛应用，多种社会服务和心理咨询的开发，是两项最成功的实验。

第二节佛教在欧美

　　佛教在欧美的流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介绍佛教的个别人物与事迹；进一步再了解佛教的全貌，研讨其意义；最后才是吸收与信仰。由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传统和人文学科的细密划分，促使他们的佛学研究一开始就从不同的角度开展，语言学、考古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渗入了佛学研究领域。

　　霍格森等人刊行的佛教文献，为佛学的广泛研究准备了条件。但最先并没有形成单独的学科，它包括在一个笼统的“东方学”之内。到19世纪中叶，佛教学开始独立出来。1844年，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法国人尤金。伯努夫写了《印度佛教史导言》，1852年将《妙法莲花经》译为法文出版。1855年，哥本哈根的学者维戈。福斯贝尔将《法句经》译为拉丁语。以近代语言学和文献学为基础而进行的佛经校订、翻译、注释和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尤金。伯努夫的学生，德裔英人马克斯。缪勒（1823—1900），是著名的东方学、印度学学者，也是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创立人之一，著有《佛教及佛教巡礼者》，译有《般若心经》、《法集经》等；日本的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均出于他的门下，对推动东方以近代方法研究佛教，起了重要作用；从1875年起，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东方圣书》共51册，包含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英国的另一位著名佛教学者，是伦敦大学的李斯。戴维斯（1843—1922）。他于1866年在斯里兰卡任英国殖民政府官员，同时从事巴利文佛教的研究；1881年创立了巴利圣典协会，出版和翻译巴利语三藏；1908年又在伦敦建立佛教协会，自任会长，著有《佛教》、《印度佛教》、《早期佛教》、《关于弥兰陀王问题》等。他的妻子李斯夫人在他去世后，仍然坚持进行佛教研究，著有《佛教心理学》、《佛教大纲》等。

　　李斯夫妇及后学者对巴利语和巴利文佛经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们的学风长时期影响着牛津的东方学研究，直到近来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上还有反映。

　　德国的早期著名佛教学者，是赫尔曼。奥登堡（1854—1920）。他从1897年起，在俄国科学院开始主持校订出版《佛教文库》的梵文经典，这套丛书中收进了英国人本多尔的《大乘集菩萨学论》（1897）、法国人蒲山的《月称中论释》（1903—1913）、日本人南条文雄的《法华经》（1908—1912）、俄国人谢尔巴茨基的《辩中边论安慧释》（1936）等。他的名著《佛陀生平、教义及僧团》，主要是依据已刊行的巴利文献研究成果写成的。由奥登堡开始的佛学研究中的维也纳学派，带动了许多德国学者，或从巴利文，或从梵文，间或也有从汉文和藏文中研究佛教经典和历史的。除巴利文《阿含》之外，《清净道论》、《弥兰陀问经》等，也被译成了德文。作为存在主义奠基者之一的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著《佛陀与龙树》。显然，大乘空宗思想也为德国学界所注意了。

　　沙俄出于对外扩张的野心，鼓励对佛教进行研究，自19世纪开始，涌现出不少佛教学者，其中米那也夫（1840—1890），是彼得堡大学印欧系语言和比较语言学教授，印度学专家，先后3次去印度、锡兰等国考察佛教，着重探讨佛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也翻译了一些佛教文献，主要著作《佛教。研究和资料》认为，把巴利文经典看作是研究原始佛教的唯一来源，根据不足，还必须对其它文种经典作比较研究才行。瓦西里也夫（1818—1900）是喀山和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俄国驻华大使馆期间，大量搜集中国的有关资料，通晓梵、汉、蒙、藏语以及朝鲜、日本文和突厥方言。

　　他特别强调汉文和藏文文献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以为《清藏》保存的内容极其丰富。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另有《东方的宗教》、《佛教札记》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类的《大唐两域记》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苏联最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是苏科学院院士谢尔巴茨基（1866—1942），曾在奥登堡指挥下参加中亚“探险队”，发现许多梵语和藏语文献，曲是开始对北传佛教，特别是对陈那与法称的研究。他称法称是“印度的康德”，整理出版了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对于瑜伽行派的其它著作如《俱舍论。称友释》、《辩中边》、《明句论》等也有英译本出版。从1897年起，他参加了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编纂工作，到1936年出版了20卷，他还和法国的列维、英国的罗斯、比利时的普桑、日本的获原云来等合作系统研究世亲的《俱舍论》；自1928年，他主持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他的佛教论著有《佛教逻辑》、《佛教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后期佛教学说上的认识论与论理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