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首《后游》，写他三天往后又独自来到湖边，睹景思人，无穷难受，由于他们的相恋是不被实际应承的。从朝晨到黄昏，他一向彷徨不归，在饱受感情的熬煎后，他突然想通了：“我闻色界天，意痴离言说。联袂或相笑，此乐最为极。天法吾已受，神亲形可隔。持以语梅花，花颔略如石。”这里的色界天，应作欲界天，龚自珍误记。

　　在释教欲界天的上界，异性只要彼此握手或相视一笑，就可得到满意。龚自珍通过这样的“天法”，为本身找到了脱节的窍门，也为他的精力爱情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使他从凡人难以排遣的疾苦中走了出来，规复了心田的安静。龚自珍在诗中认可无言故意、形神相隔的情，这种处理赏罚感情的方法，很有当代意义。

　　总之，龚自珍在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佛学的研究和实践，有修有证，取得了必然成绩，但他最终并未完全走上空山归寂的阶梯。

他崇信释教，更体谅中国的实际。他把佛学作为精力源泉之一，对释教哲学的思索和对佛典的诵读，坦荡了他的视野，熬炼了他的思想，也富厚了他的头脑。这使他得以跳出儒祖传统头脑的藩篱，用越发逾越的眼光去审阅实际的社会和人生。这也是他的头脑具有凶猛批驳色彩的缘故起因之一。

　　他不只在中国近代头脑史上睁开一代民俗，也敦促了近代佛学的再起。其后的维新派像康有为、梁启超级，寄望佛学并从中罗致养料，皆与龚自珍的发蒙有关。谭嗣同以佛学理论为基本写《仁学》，号令冲决封建社会的罗网，就明明受到龚自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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