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秀的禅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观心论》中。弘忍的“守本真心”，以妄心不起，真心不失为解脱。神秀继承了这一理论，他从“一切善恶，皆由心发”出发，强调观心的重要性，认为心既是“众善之源”，也是“万恶之主”，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万法俱备。

　　神秀认为，心有“净心”和“染心”两种差别。若随染造恶，则沉沦三界，受种种苦；若观心修行，除染还净，了悟本觉真心，即得解脱。根据这一理论，他进而提出，观心的根本要求就是摄心守净，去恶离染。神秀把贪嗔痴三毒视为种种烦恼和邪恶的根本，把依六根而起的六识视为损真如体的“六贼”。求解脱者，就是除三毒，净六根，以除一切苦，这也是修行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

　　神秀把观心和念佛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口诵”和“心念”的不同，认为“在口曰诵，在心曰念”。诵在口中，执著音声之相，是邪念；念在于心，念从心起，了知自心清净，才是正念。只有“正念”才能达到妄想并除，常守本觉的观心要求，最终实现解脱。

　　神秀反对在修行活动中“修伽蓝，铸形象，烧香，燃长明灯”等外在的形式主义的求佛之道，认为“若不内行，唯只外求”是不可能达到解脱的。在这点上，他与慧能是一致的。

　　神秀在弘忍的众多弟子中，是仅次于慧能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不仅学问高深，还深得皇室宠幸。

　　武则天在光宅元年（684）临朝执政，六年后改国号为周，自称“神圣皇帝”。在中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里，由一位女性来当皇帝，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必须要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否则难以服众。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牝鸡司晨”是不吉利的，而此时有人发现，佛教《大云经》中，曾讲到一位净光天女为弥勒佛转世，将要成为女王，天下人为之崇拜归顺，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他们认为这位净光天女就暗喻武则天。武氏闻之，大喜过望，认为这是神的旨意而大加宣传。她当上皇帝后，认为佛教经典为其登基提供了理论依据，功不可没，遂一改李唐皇室“道在前，佛在后”的传统，高扬佛法，抑制道教。为了深入推行以佛治国的思想，她遍请天下高僧到宫中奉养，借以提高她在僧俗两界的地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神秀被请入洛阳宫中。武则天对神秀非常礼遇，入皇宫时，武则天亲行跪礼。《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云：“趺座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仰佛日之再中，庆优昙之一现。”可见皇帝对他圣眷之隆。

　　神秀人品光明磊落，心量广大，虽然慧能后来居上，得了本该属于他的六祖衣钵，但他并未对慧能有什么成见和嫉妒心，反而推崇备至。他后来荣升“两京（长安、洛阳）法主，三帝国师”，成了武则天的座上宾，“亲加跪礼……时时问道”，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这时，他要在武则天耳边“打点小报告”、“下点烂药”，慧能还能活得成吗？但是，神秀不仅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还一再向武则天推荐慧能，赞扬他比自己更有“道行”。这恐怕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武则天听了神秀的推荐，专门派人去岭南恭请慧能上京。虽然慧能托病婉辞，但还是可见神秀的一片好意。唐中宗李显即位后，神秀再次向他推荐慧能，并诚挚地告诉中宗：只有慧能才是五祖弘忍密授法衣的嫡传弟子，其顿悟学说已为天下僧众所接受。由此可见，神秀起码是一个襟怀坦白，正直无私，“对事不对人”的光明磊落的和尚。历史应该这样评价他，才是公允的。

　　神龙二年（706），年届百岁的神秀示寂，长安城“送葬僧俗，数逾十万”。朝廷追谥为“大通禅师”，并为他建三座大寺，以示纪念。当时的宰相、唐代最具名望的散文家张说（667—730）为其撰写了碑文，备极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