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一个叫达摩的外国人出于对中汉文化的憧憬，经远程跋涉来到中国，来到其时的江南国都建康（即今南京）。这个叫达摩的洋僧人披散着头发，说着绕舌的中国话，吸引了浩瀚建康人的眼球。终于，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和尚，一个西域的和尚。正热衷于以佛治国的中国天子萧衍险些是在第一时刻召见了他。遗憾的是，二人的接见并不舒畅。在倡导正宗的梁武帝眼里，达摩或者就是一个“持差异政见者”。梁武帝萧衍事实是鲜艳的，他只是以暖和的立场让这位外来的僧人吃了一顿闭门羹罢了。扫兴的达摩不得不渡江北上，在北方的一小我私人迹罕至的岩穴里，达摩对着一面墙壁，一坐就是九年。
　　
　　谁也不知道这九年间达摩到底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可是，一个叫“禅”的对象却以后在中国呈现了。尽量直到本日，人们对“禅”的观念如故恍惚，可是，禅却以它的隐秘和伶俐暗暗改变并影响着连续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
　　
　　稀疏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释教一向就像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媳妇，云端佛学，不管她奈何低眉顺眼，任劳任怨，仍难停止蒙受不绝打压的运气。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汗青上，中国的“灭佛”和“兴佛”革命从来就没有遏制过。尤其是以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周武帝的灭佛最为彻底。在颠末十年之久的全心筹备之后，周武帝公布：释教是不受接待的外来宗教。他以登峰造极的皇权将寺庙配为贵族的宅居，将经卷当众焚毁，呼吁统统释教的修行者还俗。这就是中国释教史上“三武一宗灭佛”之周武帝灭佛行为。中国从来就不穷乏行为的干将，在那次灭佛行为中，毕竟有几多布衣黎民直接或间接参加个中已无法统计。轻微认识一点中国汗青的人城市知道，在统统文化的或非文化的“行为”中，只要当权者一声呼叫，那支狂热的步队中，大大都都是你我一样的平凡人。
　　
　　周武帝灭佛的那场大局限行为中，被其后的人们称作禅宗二祖的慧可南逃简直是中国释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地处江淮的司空山既阔别政治氛围极为凛冽的北方大地，而其时在南边极为流行的玄学又由于长江之隔不至于影响到这块不毛之地，这是慧可将司空山选作他的修行之地的最直接的缘故起因。南北夹击之下的这块土地在其时显得云云宁静，正是因了这份可贵的宁静，慧可所带来的禅的种子开始清静生根、萌芽、并逐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不能不认可，在经济这根杠杆的撬动下，人们的文化需求逐渐流于世俗。可是，暴躁的文化征象并不能代表当前中国文化的主流，低俗和搞笑注定不能满意人们在物质糊口满意状态下的精力需求。
　　
　　禅，是一种能让人宁静、能让人伶俐增添的窍门，在暴躁的物质社会中，暴躁的我们更必要一份可贵的宁静。
　　
　　原文摘自：《安徽释教》2010年秋季刊 作者：黄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