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创始于印度，中国的佛教是由印度传入的。

　　佛教何时从印度传来，从古以来传说不一。有的说秦始皇时（公元前２４６-２１０，接近阿育王在位时）就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中国（《历代三宝记》卷一等）。随后又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２），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从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口受浮屠（佛）经之说（《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而最通行的传说，则是东汉永平七年（６４）明帝夜梦金人，即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十年（６７）邀同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并赍所得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并招待于鸿胪寺内。随后就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们在寺译出了所赍来的《四十二章经》等。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

　　但在这以前即永平八年（６５），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给他的诏书中，就有“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等语（《后汉书》卷七十二）。可见那时佛教确已由印度传入中国无疑。又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中国有僧尼的开始（《僧史略》卷上）。显然其时已有印度和西域沙门来中国弘传佛法了。其后，桓帝于宫中立浮屠祠，修华盖之饰，而民间奉佛也逐渐兴盛。从那时以来，由西域来华的僧人有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国支娄迦谶、支曜，康居国康巨、康孟详等；而直接由印度来华传弘佛教的僧人，则有竺佛朔、竺大力等。其中竺佛朔于汉桓帝时（１４７-１６７）赍着梵本来到洛阳，于灵帝光和二年（１７９）译出《道行》、《般舟三昧》等经二部三卷，月氏僧支谶并为传言。竺大力则和康孟详共译出天竺僧昙果从迦维罗卫赍来的梵本《修行本起经》。他们对于中国佛教的兴起给了有力的启发。又如汉末徐州牧陶谦部下的笮融，于广陵、丹阳等处大起浮图祠（佛寺），并制涂金铜像，及造堂阁容三千人，令悉读佛经，浴佛饭众。乃至当时远居交州的苍梧牟融，也著有《理惑论》，以弘护佛教。证明这时印度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相当广泛。

　　另在中国新疆地区，当时所谓三十六国的西域一带，佛教早已由印度传入。据传，公元前一世纪中，有毗卢折那（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洛阳伽蓝记》卷五作毗卢旃，《魏书·西域传》作卢旃）阿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田弘化，于田王为建赞摩大寺，是为于田地区有佛教的开始。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并建造伽蓝。至公元一、二世纪间，这个地区的佛法已相当兴盛。即如三世纪初，葱岭东麓的蒲犁（《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作朅盘陀国，今新疆省塔什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王，听说在天竺和马鸣、龙树、提婆并称“四日”的经部本师鸠摩罗多于呾叉始罗国弘化，即兴兵胁迎尊者来到蒲犁，建大伽蓝，盛弘佛教。同时，天竺风格的石窟和犍陀罗式造像以及壁画等佛教建筑和艺术，也在龟兹、于田一带发展起来。公元三世纪间，有中天竺僧昙柯迦罗于曹魏嘉七年中（２４９-２５３）来到洛阳，鉴于汉地沙门只是剃发而没有禀受皈戒，又举行斋忏时仍用传统的祠祀礼节，认为不合佛制，遂译出《僧祇戒心》一卷，邀当地梵僧为立羯磨法传戒。这是佛教戒律在汉地流传的开始。又有天竺僧维祇难和竺将炎，于孙吴黄武三年（２２４）结伴携梵本来到武昌，译出《法句经》等二部六卷；维祇去世后，他的同侣竺将炎于黄龙二年（２３０）在杨都（今南京市南）译出《摩登伽》、《佛医》等经四部六卷。魏陈思王曹植曾依照梵僧歌咏的声调，运用佛经的题材以汉地文辞来制造梵呗，为中国佛教音乐文学的开始。这时汉地沙门朱士行感觉到丝佛朔传来的《道行经》梵本还不完备，开始于甘露五年（２６０）往于田求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九十章，嘱咐他的弟子弗如檀等带回洛阳，由出生于中国的天竺人竺叔兰和于田沙门无罗叉，于西晋元康元年（２９１）在陈留共同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三十卷。随后又有敦煌沙门竺法护也到西域，学会了当时所谓三十六国语文，求得胡本经典二百余部，回到汉地。他在沿途及长安，共译出《般若》、《方等》大小乘经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中国佛教到了西晋时代（２６５-３１６）已经是“寺庙图像，崇于京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出家沙门也渐渐增多。据《高僧传》卷九说，其时天竺僧耆域，泛海到扶南（今柬埔寨），经交（今越南北部）、广、襄阳，于晋惠帝末年（３０６）来至洛阳，为人医病，很有效验。他认为汉地沙门衣服华丽，不合僧制，而教人摄制三业，修行众善。后来洛阳兵乱，他仍还印度。至东晋时（３１７—４２０），天竺僧人来华的渐多。罽宾僧僧伽跋澄，历游诸地，于苻秦建元十七年（３８１）抵达长安，译出《鞞婆沙论》等三部二十七卷，释道安等相与校定。又有天竺僧昙摩蜱也来长安游化，于建元十八年（３８２）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一部五卷。又有罽宾僧僧伽提婆，也于建元十九年（３８２）来到长安，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等二部四十六卷。后赴洛阳，转登庐山，慧远请译《阿毗昙心论》等三部七卷。隆安元年（３９７）他游于建康，应请讲《阿毗昙》。同年更译出《中阿含》及核订《增一阿含》。这时又有出生于西域的天竺籍僧鸠摩罗什（３４４—４１３），是一位对中国佛教起过重大影响的杰出学者和翻译家。他精通印度佛教和五明等学问，智辩无碍。后秦弘始三年（４０１）姚兴将罗什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请住西明阁和逍遥园，广译经典，前后所译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于弘始十五年（４１３）七十岁时，在长安逍遥园逝世，遗体依天竺习惯焚化。但他的业绩和名誉将随着中国佛教和中印人民的友谊而长存不朽。又当时来华的天竺僧人，还有罗什的导师佛陀耶舍。他于弘始十二年（４１０）译出《四分律》，随后又译出《长阿含》等经，共四部八十四卷。罗什逝世后，辞还罽宾。同时又有罽宾僧弗若多罗，于弘始年中（３９９—４１５）来至长安，弘始六年（４０４）义学沙门六百余人集于长安中寺，请他诵出萨婆多部《十诵律》的梵本，罗什译为汉文。才译出三分之二，多罗即因病去世。随后又有天竺僧人昙摩流支，携着《十诵律》的梵本于弘始七年（４０５）秋来到长安，庐山释慧远寄书请他和罗什继续译出此律，共五十八卷。这时又有罗什在龟兹的老师罽宾僧卑摩罗叉，闻罗什在汉地弘法，也于弘始八年（４０６）来到长安，罗什即以师礼相待。罗什去世后，他又去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弘传律学，并将罗什所译的《十诵律》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而扩充为六十一卷。又曾往江陵辛寺开讲《十诵》，并实行夏坐。又有罽宾僧昙摩耶舍，于晋隆安年中（３９７—４０１）来抵广州，住白沙寺，善诵毗婆沙律，并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４０５—４１８），北至长安，和另一位天竺沙门昙摩掘多共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论》二十二卷。又译出《乐璎珞庄严经》一卷。他又游化江陵，大弘禅法。至宋元嘉中（４２４—４５２），辞还西域。这时又有一位中天竺僧昙无谶，携着《大涅槃经》前分等梵本经于田、龟兹，于北凉玄始年中（４１２—４２７）来抵姑臧，受到凉主沮渠蒙逊的优礼接待，并被邀请译经。他因不懂当地语言，未肯即译，于是学语三年，并得河西僧慧嵩、道朗的帮助，才译出《涅槃经》的初分；随后遣使至于田寻得后分，又继续译出。又应请译出《大集》、《佛所行赞》等，总共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为仅次于罗什的杰出学者和大翻译家。由于他的译品在后世的弘传，遂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涅槃学派。

　　这一期间，中国沙门中出现了一个往天竺求法的热潮。而第一个去印度巡礼佛迹，求取经律，并获得巨大成绩的是中国僧人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３９９）由长安出发西行，在巴连弗邑住了三年（４０５—４０７），得到大量经律论梵本，转经锡兰住了两年，于义熙八年（４１２）循海道归国。先后与在晋地弘法的梵僧佛陀跋陀罗共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五部四十九卷。他还介绍自己西行的经历和天竺各地佛教情况，写成《历游天竺记传》一卷。其中并记录了许多有关印度古代史地的资料，为至今世界东方学者所重视。同时还有和法显在张掖相遇，西行后又分散的凉州僧宝云，也越过葱岭入北印度，历游天竺诸国，瞻礼佛迹，广学梵书。后归长安，转至晋京，在道场寺，先后译出《新无量寿》、《佛本行》等经，四部十七卷。他也曾将游履国外的经历写成记传（今佚）。又和他们结伴西行的凉州僧智严，也经由另一条路进到罽宾，从当地摩天陀罗精舍僧佛驮先谘受禅法，修学三年，并邀着该地禅匠佛驮跋陀罗来至长安弘法。他后来也被请到宋京，居枳园寺。于元嘉四年（４２７）译出《无尽意菩萨》、《法华三昧》等经，十部三十一卷。智严后又和他的弟子智羽、智远等泛海重到天竺，谘访贤达，然后步行东归，走到罽宾，中途逝世，年七十八。其时另有冀州僧慧叡，曾从四川的西南，翻越山岭，去到印度，一直抵达南天竺。对于当时天竺各地的音译诂训，殊方异义，全都通晓。后又回到庐山，转至长安，入鸠摩罗什门下，帮助传写。罗什在译经时常和他商谈梵汉语文体裁同异等问题。他后来也到建业，住乌衣寺，讲说众经。又有雍州僧智猛，于姚秦弘始六年（４０４）结合同志十五人，从长安出发，攀登葱岭，而九人退还，二人身死。智猛等五人共度雪山到罽宾国，又行经迦维罗卫、拘尸那、伽耶、华氏城各地，观礼佛迹，并获得《大般泥洹经》、《僧祇律》等梵本东归。同行三人又在途病故，智猛和昙纂回到凉州，译出《大般泥洹经》二十卷；后来入蜀，并将西行经历写成传记。其时正当印度笈多王朝（３２０—５９０）。相传又有中国沙门二十余人，从蜀川?牱道出至印度，朝礼摩诃菩提圣迹。时室利笈多大王见而敬之，遂施地建造了一所“支那寺”，供他们居住，并划给二十四个大村庄，以充供养。可见中国僧人在印度求法时所受的优遇和中印两国友谊的绵远。

 　　当时中印僧人往来，主要通过冰天雪地的帕米尔高原、大小雪山和沙漠地带，他们“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高僧传》卷十四）的精神，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支柱。　　印度佛教造像和石窟开凿的风气，也给中国佛教界相当大的影响。如秦苻坚曾以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像、金箔绣像、织成像等各种造像赠与释道安（《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而释道安、竺道一和名艺术家戴逵父子等也均造有各种精妙的佛像。又苻秦沙门乐僔和法良先后在敦煌鸣沙山穿凿石窟造石佛像，为敦煌莫高窟造像的开始。紧接着沮渠蒙逊也在三危山凿岩造像。

　　到了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当时天竺各国屡次遣使来华通好。梁武帝亦于天监元年（５０２）遣郝骞、谢文华等八十人至中天竺舍卫国请得释迦旃檀像归来供养（《佛祖统记》卷三十七）。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在梁京，被任为“总知外国使命”。另在北魏景明四年（５０３），南天竺国并以辟支佛牙献赠于魏（《魏书》卷八）。其时北魏大兴佛法，天竺、西域各地沙门来洛阳者有三千人。

　　这一时期来中国江南译经的天竺人士，首先有罽宾僧佛陀什，于宋景平元年（４２３）到扬州，当地众僧请他于龙光寺将法显赍回未译的弥沙塞律梵本译成《五分律》三十四卷，同教第一辑第时又译出这部律的《戒本》和《羯磨》各一卷。随后又有罽宾僧求那跋摩，经狮子国、罽婆国来到广州，于元嘉八年（４３１）正月到达宋京，住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菩萨内戒》等经十部十八卷。同时天竺舶主竺难提曾数数往来中印间，从事海上贸易，并曾先后将《大乘方便》、《请观世音》等经梵本三部译成汉文五卷。又有天竺僧僧伽跋摩，于元嘉十年（４３３）经由西域来到宋京，受请住平陆寺，流布道化。从元嘉十一年开始，在长干、平乐等寺译出《毗尼摩得勒伽》、《杂阿毗昙心论》等五部二十四卷。于元嘉十九年（４４２）随西域商人仍还天竺。又有天竺僧僧伽罗多哆，于宋景七年（４２３）来到建业，过着天竺沙门的乞食生活，宴坐林下。后于元嘉十年在钟山建造精舍，名宋熙寺。阇宾僧昙摩蜜多，历经龟兹、敦煌、凉、蜀、荆州来到建业，以禅法教授学人，译有《观普贤行法经》、《禅秘要经》等十二部十七卷。并于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在钟山营建定林上寺。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经狮子国泛舶于元嘉十二年（４３５）来到广州，宋朝廷遣使迎至建业，住祇洹、东安等寺及荆州辛寺，前后译经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四卷。

 　　南齐时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于建元初（４７９）由南海来到齐京，住毗耶离寺。至永明十年（４９２）译出天竺大乘师僧伽斯那所抄集的《百喻经》，又译《须达经》等共三部六卷。又有中印度沙门昙摩伽陀耶舍，于齐建元三年（４８１）在广州朝定寺译出《无量义经》一部，后来传到齐京缮写流布。梁代又有西天竺优禅尼国僧真谛，原在扶南国弘化，于大同十二年（５４６）来到南海，太清二年（５４８）到达梁京。前后译出《解节》、《金光明》等经，《摄大乘》、《俱舍》、《唯识》、《十七地》、《佛性》、《中边》等论及诸记传共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他所译的，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其中由于他译述的《摄大乘论》，为中土僧人们所弘传讲习，遂至形成了一个摄论学派。

　　同时来到中国北朝弘法的天竺人士也颇多。天竺禅师佛陀，于五世纪后期来到恒安（今大同市附近），受到北魏孝文帝的礼敬，并应请于北台石窟结众习禅。至魏都南迁洛阳，他也随行，并时往嵩山静养，当时为他建造了少林寺。这时随他受学的经常有数百人，学禅的僧稠和地论兼律学大德慧光，都曾出于他的门下。又有南天竺禅师菩提达摩，也于五世纪末历经江南来到魏地，见洛阳永宁大塔，认为庄严精丽，为历游诸国所未尝见。他在嵩山少林寺弘传禅学，门下慧可、道育等都得了法，后来递传而形成一个盛大的禅宗流派。又有南天竺僧昙摩流支，于六世纪初来至洛阳游化，时北魏宣武帝盛兴佛教，流支于景明二年（５０１）至正始四年（５０７）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三部八卷。又有北天竺僧菩提流支，于永平初年（５０８）来游洛阳，受供养于永平大寺。当时来洛梵僧七百人，以流支为译经首席，从初译《十地经论》一直到后来移至邺都，前后将三十年，讲译不辍。所译经论共三十部，一百零一卷。

　　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也于北魏正始五年（５０８）来洛阳，应请译《十地经论》，与菩提流支合作分工，后又译出《宝性》、《法华》、《宝积》等论，三部九卷。摩提慧解深利，尤明禅观，宣武帝每令讲《华严经》。同时还有北天竺僧佛陀中国佛教第一辑第２０２页扇多，也于北魏永平元年（５０８）在洛阳内殿参与《十地经论》的翻译，随后又在洛阳白马寺和邺都金华寺译出《十法》、《如来狮子吼》及《摄大乘》等经论共十部十一卷。又有北天竺僧毗目智仙和南天竺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于北魏熙平元年（５１６）同游洛阳，后又转至邺都。毗目智仙于兴和三年（５４１）在邺都金华寺译出经论五部五卷。般若流支则在智仙指导下，从元象元年（５３８）到兴和末年（５４３）在金华寺等处译出《正法念处》等经，《顺中》、《唯识》等论，十八部九十二卷。他是天竺婆罗门来中国大量翻译佛经的第一人。般若流支的长子达摩般若，也继承父业，从事传译，北齐时任职为僧官“昭玄都”。北周毁佛后转任俗官“洋州洋川郡守”（今陕西洋县），足见天竺人士在古代中国所受的优遇。又有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于北齐天保七年（５５６）来到邺都，受齐文宣帝优礼，应请在天凭寺译经。当时齐朝廷三藏殿内有梵本千余筴，均送请翻译。他从天保八年（５５７）到天统四年（５６８）先后译出《大集月藏》、《月灯三昧》等经论共七部五十一卷。随即被任为“昭玄都”，又转为“昭玄统”，并以所得的俸禄在汲郡（今河南汲县）风景胜地建立了三所寺院。后周毁佛时，他外著俗衣，仍避居当地。又中天竺僧阇那耶舍和阇若那跋达啰，偕同他的两弟子北天竺沙门阇那崛多、耶舍崛多，于北周武成元年（５５９）经于田、鄯州等地来到长安，住草堂寺，被周明帝延见，谈论佛法，并建造四天王寺以供他们居住。阇那耶舍于保定四年（５６４）到建德元年（５７２）在寺译出《大乘同性》、《大云请雨》等经六部十五卷。耶舍崛多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等经论三部八卷，阇那崛多又译出《金色仙人问经》一部二卷。后阇那崛多被请入蜀，任益州僧主，在龙渊寺又译出《佛语经》、《法华经普门偈》等三部三卷。后周武帝毁佛，命他们入京，重加爵禄，劝从儒礼，他们坚决不从，被许西归。

　　南北朝时代由南方前往天竺求法的沙门，首先有幽州高僧昙无竭，集合同志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于刘宋永初元年（４２０）赍着幡盖供养资具西行，经罽宾等国，礼拜佛迹，并随处受学，辗转到中天竺，同侣中有二十人先后在途中身死。无竭等历访舍卫诸国，至南天竺泛舶归宋，译有《观世音受记经》一卷，所历行程，别有记传。又有高昌沙门道普，曾游西域、天竺，能梵语梵书，后于元嘉年中（４２４—４５３）宋文帝资遣他同书吏十人西行求经，他也有过一部游履异域的记传。又有酒泉沙门慧览，曾到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律，后来东归，行至于田，当地诸僧多从他受戒。到宋京时，金陵禅僧也从他受学。又有南齐定林上寺僧法献，于宋元徽三年（４７５）西行求法，因葱岭栈道不通，遂于于田获得北天竺乌苌国赠来的佛牙一枚及佛舍利、梵本经等回到宋京，建佛牙阁，礼敬供养。

　　另由北朝出发西行的有元魏沙门道药，于魏武帝末年（４５１）经疏勒、葱岭去到天竺僧伽施等国，回国后也有《记传》一卷。北魏崇立寺沙门惠生和敦煌人宋云，于神龟元年（５１８）由魏太后资遣西行求法，到北天竺乌苌、乾陀罗诸国，得到梵本一百七十部，于正光二年（５２１）返国，他两人也分别撰有《行记》、《家记》（均佚）。北齐沙门宝暹、道邃、僧昙、智周、僧威、法宝、智昭、僧律等十人，于武平六年（５７５）西行求法，往返七年，获得梵本二百六十部，归途行至突厥，遇天竺僧阇那崛多。宝暹等于开皇元年（５８１）返至长安，并奏请朝廷邀崛多来京，从事翻译。

　　关于中印语文的沟通，这一其中有曾游南天竺的高僧慧叡，于刘宋时应文学家谢灵运的谘问，著《十四音训叙》，条列经中梵汉音义，昭然明了（《高僧传》卷七）。又西天竺僧真谛，也在翻经的同时，纂集梵文词语，撰成《翻外国语》七卷（已佚）。另在北朝六世纪初，洛阳融觉寺中国僧昙无最，撰成《大乘义章》一部，北天竺僧菩提流支见之弹指称善，并将他的著作翻成梵文，寄传西域（《续高僧传》卷二十三）。这是第一部汉译梵的中国佛教撰述。

　　隋唐时代，为中国佛教义学的成熟时期。首先是隋朝统一了南北两朝，复兴佛教，原在北周任郡官的中天竺婆罗门般若流支的长子达摩般若，奉令仍职掌翻译，他于开皇二年（５８２）译出《业报差别经》一部一卷。时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原在北周混俗隐居，隋帝即礼请他至长安大兴善寺，重事弘译。又有北天竺僧毗尼多流支，于开皇二十年（６００）来游长安，应请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等经二部二卷。据越南佛教史籍传称，他曾在隋受中国禅宗三祖僧璨的传授，后即于归途在交州（今越南北部）弘演禅法，形成越南前期的禅学一派。又有南天竺高僧达摩笈多，历经葱岭、龟兹、高昌来抵瓜州。以开皇十年（５９０）奉隋文帝旨延入长安，住兴善寺，与阇那崛多共参传译。后来崛多去世，他即主持译事，从大业初年（６０５）至大业末年（６１０），先后在洛阳上林园翻经馆译出《大方等善住意》、《菩提资粮》等经论共九部四十六卷。同时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僧彦琮，也精通梵学，时有天竺王舍城梵僧，来谒隋帝，事后将还本国，请求《仁寿舍利瑞图经》和隋朝《祥瑞录》，即敕彦琮翻汉为梵，合成十卷，传往天竺。

　　唐代中印佛教文化的沟通更为畅达，据《释迦方志》所说，唐初的中印交通往来有三条路线：一为由长安经清海（今青海）贯通吐蕃（今西藏）、尼波罗（今尼泊尔）往印度的东道；一为经瞿萨阇那（今和田）等天山南路，越葱岭，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入西北印度的中道；一为经屈支（今库车）等天山北路，越葱岭北面，通过迦湿弥罗的北道。此外，还有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经云南、骠国（今缅甸）往东印度的陆行路线，以及由广州经南海诸国沿岸，过新加坡海峡，往印度的海行路线。

 　　当时唐梵沙门往来频繁。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印度佛教人士，有中天竺那烂陀寺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来唐朝西北可汗叶护地区行化。时唐高平王于武德九年（６２６）入蕃和他相见，即邀他于同年十二月来抵长安，敕住大兴善寺，先后传译《宝星陀罗尼经》、《般若灯论释》等三部三十八卷。这时印度密教已渐兴起，有中天竺僧阿地瞿多，从西印度广赍密教梵本于永徽三年（６５２）来抵长安，敕在大慈恩寺安置。时唐京道俗请他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开演密法。他又从梵本《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译出《陀罗尼集经》十二卷，加以传播。又有中天竺大菩提寺沙门法长和阿难律木叉、迦叶等，带着印度僧智光、慧天给玄奘的书信方物，于永徽三年（６５２）来到长安。阿难律木叉和迦叶另在经行寺译出了《功德天法》一卷，也编在阿地瞿多的《陀罗尼集经》第十卷内。法长等仍于永徽五年（６５４）赍着玄奘致智光等的复书和赠品等回返印度，洋溢着中印僧人友好来往的深厚情谊。又有中天竺僧那提，曾赍集大小乘经律论梵本五百余筴一千五百余部，经南海诸地于永徽六年（６５５）来至唐京，奉敕于大慈恩寺安置供给。这时印度婆罗门方士那罗迩娑婆和卢迦溢多先后被邀在唐配“长生药”。唐高宗即遣那提前往昆仑诸国，采取药料。他到南海真腊又受请弘法建寺，但仍完成使命返唐，并在长安译出《狮子庄严王请问经》等三部三卷，后又被请仍往真腊弘化。中印度僧地婆诃罗，于仪凤初年（６７６）携赍梵本来到唐京，奉敕于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先后宣译出《大乘显识经》、《华严经续入法界品》等十八部三十四卷。又地婆诃罗译场有证语沙门慧智，原是印度婆罗门子，生于长安，通梵汉文，后出家，参与历届翻经证语；他后来在洛阳佛授记寺自译出《赞观世音菩萨颂》一卷。北印度僧佛陀波利，远闻中国五台山文殊师利灵迹，即杖锡东行，于仪凤元年来抵五台，虔诚礼拜，后返本国，取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再来长安。北印度迦湿弥罗僧阿你真那，于长寿（６９３）二年来到洛阳，即受请译经，迄至神龙二年（７０６）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共译出《不空?索陀罗尼》、《浴像功德》等经七部九卷。此后他即专精礼诵，并于龙门依印度法式修建了一所“天竺寺”，和他的同侣在寺修持密法。南印度僧菩提流志，于长寿二年来抵长安，先后译出经论五十三部一百十一卷。中印度僧善无畏，携赍梵本经迦湿弥罗、吐蕃，于开元四年（７１６）来至唐京，从开元五年（７１７）起，在菩提院译出《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又得华严寺所藏唐僧无行在印度求获的梵本，于洛阳大福先寺为沙门一行译出《大毗卢遮那神变加持经》七卷，一行笔受，并造经疏，为中国瑜伽密教正式传受之始。

　　时有南印度僧金刚智，偕同他的弟子不空泛舶，于开元七年（７１９）来抵广州，翌年被迎至长安，居慈恩寺，又移大荐福寺，广弘密教，建曼荼罗，沙门一行、义福等并从他受法。他于开元十一年（７２３）及十八年（７３０）间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念诵法》等四部七卷。由于善无畏和金刚智来唐弘传瑜伽密教，两京知名的缁素从而问学的甚众。更加以金刚智的弟子不空等在唐的盛行传弘，遂兴启了中国的瑜伽密宗。又有东印度僧达摩战涅罗，学通三藏，特善医方，西越葱岭，来至龟兹，教授学人。经安西节度使吕休林推荐入朝，即于开元二十年（７３２）赍同梵?来抵长安，受玄宗接见，住资圣寺，即进献医方梵?药草经书，并献出北印度僧阿质达霰在安西所译出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等三部五卷。他本人随即和他的弟子利言在资圣寺译出《医方本草》、《普遍智藏般若心经》若干卷。北印度僧般若，也习闻中国五台文殊灵迹，遂泛舶东来，一度被风吹返，又重修巨舶，经历南海诸国，于建中二年（７８１）来至广州，翌年行抵长安。得到在唐任神策军正将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新平郡王的同国乡亲表兄罗好心介绍，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共译出他所携来的《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七卷。但般若不懂胡语及唐言，景净不明梵文和佛法，因而译文乖错。唐朝廷遂另命长安诸寺大德沙门助他重译，成十卷，良秀并为撰制经疏。六年（７９０）他奉诏出使北印迦湿弥罗求取梵?，并赐紫衣及三藏号。八年（７９２）返唐，又续出《般若心经》、《本生心地观经》等四部二十卷。然后朝礼五台山圣迹。至十一年（７９５）南印度乌荼国王以手写的《华严经·普贤行愿贫》梵本遣使远赠来唐，般若主持翻译，计四十卷。印度僧崛多，于八世纪初曾来游学于禅宗六祖慧能门下。又有西印度僧伽梵达摩、北印度沙门牟尼室利、中印度沙门尸罗跋陀罗和菩提仙、西印度沙门金俱吒等，他们都在唐地译经弘化，对于中印佛教文化的沟通作出了相当的贡献。此外还有中印度大菩提寺沙门八人和工匠两人，于贞观年中因唐使王玄策的邀请，来中国传授造糖技术，并开始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甘蔗制成了石蜜（《续高僧传》卷四）。

　　同时，唐代高僧前往印度求法的也甚为踊跃。首先是中国卓越的佛教学者玄奘，于贞观三年（６２９）由长安西行，循天山北路越葱岭至北、中印度各地，历参众师，广学经论，瞻礼圣迹，并在中印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硕德戒贤的指导下，精研《瑜伽》等论及大小乘内外诸论，并被奉为寺中十大德之一。他又撰出了梵文《会宗论》和《制恶见论》，以会通大乘空有两宗的论争和折服正量部师的异见，后在当时印度十八国王和有学问的沙门、婆罗门六千余人的曲女城学术辩论大会中标举论宗，赢得“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光荣称号。最后，携赍着经律论等梵本五百二十?六百五十七部，于贞观十九年（６４５）返回长安。他的弘法愿望获得唐朝廷的大力护持，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曾将所经历和传闻的印度、西域一百三十八国的佛教及史地情况，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东方学术界的重要名著，现在印度政有已经根据该书的记载，发掘出不少古迹，有助于考订印度的古代史。他还将印度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和中国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传至印度。玄奘一生讲译不倦，门下英才甚众，形成唐代佛教人文的盛势。　　随后又有义净，于咸亨二年（６７１）至印度，学习十年，然后回国。先后撰译经论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义净的门弟子唐青州僧慧日，也于嗣圣十九年（７０２）泛舶西行，经南海佛逝、狮子等国，至印度各地遍礼圣迹，寻求梵本，访善知识，接受净土法门，然后经北印度，于开元七年（７１９）返抵长安，前后周历七十余国，赍回经像颇多，赐号为“慈愍三藏”。又有唐京兆沙门悟空，原为唐遣罽宾国中使张韬光部下左卫别将，出家后于迦湿弥罗受具足戒，并习律仪，学梵语，游礼诸寺。南行至中印度，瞻礼八大灵迹，住那烂陀寺三年，于贞元五年（７８９）返抵长安，献所译经和佛牙舍利，敕住章敬寺。此外还有唐太州沙门玄照，齐州沙门道希、师鞭，并州沙门道方、道生，京兆沙门末底僧诃，长安沙门玄会，益州沙门明远、义朗、义玄，荆州沙门道琳、无行，襄阳沙门灵运，澧州沙门僧哲，洛阳沙门智弘以及乡籍不明的沙门信胄等，他们都于七、八世纪间怀着宗教感情和弘法胜愿，或由北路陆行，或经南海泛舶，分别到达了印度各地，巡礼佛教圣迹。大都以宗教学人的身份，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而万里孤征，舍身殉法（他们的事迹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随着中印佛教人士的往来频繁，有关介绍印度佛教情况中国佛教第一辑第２１０页的书，也陆续撰出，除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传》等外，还有《中天竺行记》、《唐西域图志》、《西域志》等图书编出，使中国人士对于佛教胜地及印度文化更加理解，同时印度风格的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广泛流布。贞观十九年（６４５）雕绘巧匠宋法智随王玄策等至摩揭陀等国图写圣迹和佛像归来，唐京道俗竞相模写仿制。这些都有助于当时中国寺塔、石窟和造像等佛教艺术的发展。

　　公元七世纪间，中印度阿拶哩（一作阿吒力）、师赞陀崛多（一作室利达多）由摩揭陀来到南诏（今云南省），传播密教，受到南诏王细奴逻的崇敬，开建五密坛场，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西印度来到南诏，相继传布阿吒力教，时称为“南诏七师”。他们的教法一直到近世还传持不绝。此外还有梵僧李成眉和他的弟子禅和子，于九世纪间由中印度至大理一带游化。

 　　在这一时期，佛教也由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地区，译出了《宝顶经》、《观音经》等经典。至八世纪时，又有迦湿弥罗沙门阿难陀来藏译经，当时藏王也先后遣使赴印请得高僧寂护和莲华生来藏，大弘中观、律学和密教。随后出家受戒的人数渐多，形成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盛况。至九世纪时，又请当时在藏的印度僧人同藏族僧人就前代所译的经典重新整理，统一译语，勘校梵本，加以订定或改译，并新译出一些有部戒律和大乘经典；同时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的造型艺术等方面，也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

　　至九世纪间，中国汉藏两地的佛教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以内战和交通阻滞，致令中印佛教关系一时中断。后来到十世纪，即北宋初期，由印度来到汉地的佛教学者，有中印度僧法天，于宋开宝六年（９７３）游锡鄜州，和河中（今山西永济）梵学沙门法进共同译出《无量寿》、《最胜佛顶陀罗尼》等经三部。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受宋太宗召见，并赐紫衣。这时又有中印度僧天息灾，北印度僧施护也各赍梵?来到宋京，并蒙召见赐紫；时宋朝廷存有未译的梵本甚多，即命建译经院，令共传译。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译经院成，并制定了包括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各个程序的译场制度。

　　又有北印度迦湿弥罗僧法护，于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广赍梵本来抵汴京，后被召入传法院令证梵文，译出《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等十一部二百三十一卷。又有中印度僧日称，经西域至西夏（今宁夏地区）弘化，以庆历七年（１０４７）转至宋京，奉诏于传法院译出《父子合集经》、《大乘集菩萨学论》八部七十卷。又有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金总持等，也各赍梵本由西夏转来宋地，并奉诏入传法院各赐大师号。其中天吉祥任证梵义，智吉祥译有《巨力长者经》等二部八卷，金总持译有《大乘智印经》等四部十七卷。又有中印度僧总贤，初至北方契丹地区行化，并被奉为国师。

　　此外，十至十一世纪间，由印度各地来中国游化的梵僧，还有摩揭陀国沙门钵怛罗、哩咐日罗、中印度沙门曼殊室利、西印度沙门苏葛陀、那烂陀寺沙门补陀吃多、北印度沙门迦兰拏扇底、中印度沙门觉戒等八十余人。他们大多赍着梵?、佛舍利、佛像等来宋，被款待于相国寺或译经院等处。有的还受赠大师之号，有的转至高丽行化，或朝礼五台等胜迹。

 　　同时其中土沙门西行游访的，有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于乾德四年（９６６）奉诏经西域、迦湿弥罗往印度求法。而由印度归来的僧众，先后有泉州沙门智宣、沧州沙门道圆、汴京沙门继从、益州沙门光远、太原沙门重达、西河沙门可蕴、汴京沙门怀问等一百四十余人。他们也均于印度各地朝礼圣迹和参学，并赍回了许多梵本经、佛像和佛骨舍利等。这时正当印度波罗王朝，后期密教兴盛时期，而传入宋朝的经籍也以金刚乘密部为多，和宋地道学伦理思想颇相抵触，因而此类密典的翻译或流行多被限制。故其时来宋的梵僧虽多，而印度这一时期的密教并未为汉地佛教界所接受。

　　另外，在中国北方的辽、金两个时期，有印僧摩尼，于十一世纪间来至辽地弘传密教，为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等所师事。又有中印度密宗僧慈贤，也于其时到辽京行化，并宣译密典，被奉为契丹国师；后又转往宋京，从事弘译。又有中印度那烂陀寺僧苏陀室利，远慕中国五台山灵迹，以八十五高龄与弟子佛陀室利等七人航海来华。途中三人转还，三人病亡，惟佛陀室利随师入金，登五台山。

　　西藏地区佛教至公元十世纪末始行复兴，即西藏阿里区的一个统治者阔惹，让位出家，名智光，锐志弘法，曾于阿里区选派青年沙门宝贤、善慧等二十一人赴印留学，并先后迎请印僧作信铠、佛护、慧护、阿底峡等入藏地广译经典，促成了西藏后弘期佛教的隆盛。在入藏的印僧中，东印度名德法护和他的弟子们在藏地广事弘传，补译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密乘经典，使密教在西藏得以盛行。此后被请入藏传教的印度学者，还有迦耶达罗等许多著名僧人，他们对于藏地佛法。

　　尤其是密教的传弘，都作出了有力的贡献。十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遭到摧毁；至十二世纪间甚至濒于绝灭。此后中印佛教关系殆告断绝，仅有少数梵僧避入藏地。而来至汉地的印度沙门，元朝则有唧（此字缺）铭得哩连得啰摩宁、指空，明代有桑渴巴辨等数人。至于由中土往印度游访的中国沙门，只有宗泐、智光等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