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笈多王朝时代的佛教雕塑

　　异族所建的贵霜王朝于公元3世纪中叶转趋衰微。公元320年，笈多王朝在印度北部的摩揭陀地方兴起，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统一了自孔雀王朝以来一直四分五裂的整个北印度。这一纯印度王朝的建立，促使印度民族意识高涨，本土传统文化觉醒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气象。这一被称作印度文艺复兴的时代，创造了多方面堪为后世典范的古典印度文化，这一时代，可谓印度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笈多时代(公元320-600年)，佛教艺术进入纯印度化的完成期。佛像雕刻无论在外部造型还是在内在精神上，都已臻于化境。其造型具有印度式的生命感，并且比以往的佛像更加静雅超然。尽管笈多式佛像显然继承了典雅熟练的阿玛拉瓦蒂式以及肉感丰美的贵霜马土腊式的雕刻传统，但由于其对宗教精神更深层的追求，它不像阿玛拉瓦蒂雕刻那样动感强烈，而显示出肃穆静雅的气息；它也不像贵霜马土腊雕像那样崇尚肉感，而显得英挺高华，富于超然的理想美。

　　笈多式佛像主要有两种地方样式，一种是马土腊式，另一种是萨拉那特式。马土腊式佛像是从犍陀罗佛像和贵霜马土腊佛像演化而来，其造型比犍陀罗佛像更加印度化，比贵霜马土腊佛像更加理想化。笈多马土腊式佛像有着印度人的脸型和希腊式的鼻子，颈部有明显的三道折痕，其眼角细长，下眼线明显，双眼轻合半闭，那种静谧庄严、沉思冥想的神情，显示出笈多式佛像脱俗超凡的理想美。佛像优美匀称的躯体缠着通肩式的袈裟；那袈裟紧贴着身体，从肩至双腿垂下一道道平行的U字形细线衣纹，宛如被水浸湿了一般。这与犍陀罗佛像的薄纱披衣迥然相异。马土腊式佛像头后的光环硕大而精美，表面纹饰比以往佛像上的光环更加繁密精致，用一圈圈华丽的忍冬纹、宝花纹、宝绳纹、连珠纹、连弧纹等浮雕纹样层层围起，可谓绚烂至极。

　　现藏马土腊博物馆的红沙岩圆雕《马土腊佛陀立像》(公元5世纪，高217厘米)，是笈多时代马土腊式佛像的典型代表。此像虽然右手与两足已经受损，但仍然充分地显示出端庄、华丽的气派。我们看见，佛陀脸形椭圆，眼帘低垂，细眉长而上挑，鼻梁笔直，下唇宽厚，嘴角浮现出一丝温雅、恬美的笑意。头顶及肉髻之上那圈圈右旋螺发，排列得均称整齐。湿衣般贴身的袈裟上，从双肩至胯下垂下的道道平行的U字形衣纹纤细如丝，恰似后来中国艺术理论中的所谓“曹衣出水”的效果。佛像头后的光环是一轮硕大精美的圆形浮雕；中心是盛开的莲花，周围层层环绕着不同花纹的环形图案，这种错杂如锦的华丽装饰，愈发衬托出佛像面部表情的单纯宁静，同时也象征着佛陀唯识玄想、微妙深奥、光华灿烂的精神境界。

　　笈多时代佛像的另一种样式是萨拉那特式。萨拉那特位于恒河中游比哈尔邦贝拿勒斯附近，该地的鹿野苑相传为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初次说法(即初转******)，教化五个弟子的圣地。笈多时代，鹿野苑既是佛教朝拜的圣地，也是佛像雕刻的中心。在这里，独具风格的萨拉那特式佛像雕刻约在公元5世纪初盛行起来，并很快发展到了高峰。这种佛像的造型特征，诸如印度人的脸型，希腊式的鼻子，冥想的眼神，整齐的螺发，颈部三道折痕，硕大华丽的光环，等等，均与同时代的马土腊式佛像类似。所不同的是，萨拉那特式佛像的薄衣，较马土腊式佛像更加细薄透明，几乎全无衣褶，充分衬托出人体造型的匀称优雅。此外，萨拉那特式佛像所采用的材料也与马土腊式佛像不同，往往是近似白色大理石的浅棕灰色砂石，从而，它比那种用红砂石所雕制的马土腊式佛像更显得静谧、淡雅和纯净。

　　萨拉那特式佛像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现藏萨拉那特博物馆的《鹿野苑初转******佛像》(约作于公元5世纪，高约160厘米)。整座雕像显得宁静、内向。佛陀结跏趺坐于台座之上，双手作转******印，面部表情静谧、安详，眼帘低垂，目光凝视鼻尖，莲花瓣似的嘴唇微微翘起。这副匀称和谐的面庞上似乎浮现着一丝淡淡的微笑。那澄思静虑的神情充分反映了佛陀五蕴皆空、圆觉无碍的精神境界。头后硕大的光环上雕刻着精美华丽的圆形花带，光环上端左右各雕有一个飞天形象，使整座雕像更显得谐调完整。佛陀身着的通肩式袈裟，明显不同于《马土腊佛陀立像》的袈裟。在这里，已看不见马土腊式的道道衣纹。看上去，佛陀那几近透明的薄衣紧贴着身体，若不是在领口、袖口及双腿之上所略现的几丝透明衣纹，这件佛像则全然成了一件裸体的雕像。这件雕像在构图上将对称与几何趋势相结合。可以看出，光环的圆心正是佛陀头的位置，颈部折痕线、腰部衣褶及脚下方衣饰边线的弧线，均与光环的圆弧线相呼应。另一方面，该佛像实际上是以两个交叉的三角形组成其整体结构：一个三角形是从头顶到双膝所构成；另一个是从光环左右上端的两个天使至脚下方的衣褶所形成。匀称、平稳的几何结构，被融入这一柔和而宁静的形象中，更加衬托出这尊佛像静穆安详与端庄和谐的艺术魅力。

　　笈多式佛像皆为一种宁静、内向、和谐的氛围所笼罩。佛像的那种澄思静虑的内省神情，充分反映出佛陀五蕴皆空、圆觉无碍的精神境界。而那种匀称的比例、宁静的面容、温柔的手势、以及俊逸的体态，则使佛像充满着肃穆、纯净与和谐的意境。这恰与笈多时代佛教哲学上无著(Asanga)与世亲(Vasubandhu)所倡导的唯识玄想的精神完全一致。笈多时代以后，佛教在印度日益衰微，印度教成了举国盛行的宗教。佛教逐渐为印度教同化，衍变为密宗。在印度教极为得势的南印度，佛教艺术几乎遭到彻底的排斥。而在古印度另一端的孟加拉地区，在波罗王朝(750-1150年)统治下，佛教雕塑虽然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得到保全，但是，却被融入了大量印度教的成分，例如，被引进了许多原为印度教神祗的护法神，发展出多首多臂的菩萨像、神情愤怒且富于神秘性和官能性的神像；这些神像的每一种“手印”、姿势及所持器械，都有着重要的含义，于是又衍生出许多复杂的教义和图像的规定。这种所谓“密宗”的佛教雕塑，打破了笈多时代的古典艺术准则，追求高度夸张、纤丽、繁缛、程式化的风格，成为笈多式佛教雕塑与尼泊尔及中国西藏佛教艺术之间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