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放光般若》的译出，使得中国人对般若的研究空前高涨，加上后来《光赞般若》从凉州送回内地，人们对般若的理解越来越丰富，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般若主张，到了东晋时期，主要形成六家七宗对般若的不同看法。据梁宝唱《续法论》引用刘宋庄严寺僧昙济《六家七宗论》，六家即本无、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六家。其中本无又分为本无宗和本无异宗两派，合起来就是六家七宗。六家七宗最大的特征是自由发挥般若思想，其学说的共同点是把能洞照性空之理的大智与诸法性空贯通起来阐述对般若的理解。但由于论证根据的具体出发点不同，对性空与大智的理解也就产生很多分岐，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般若流派。六家七宗时期是早期般若学说的高潮阶段，尽管他们对般若的理解都不符合印度般若性空原义，但他们对后来般若学说的影响并不小，特别是本无宗道安法师等人对般若的见解，为般若学说的本体论思想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成熟的理论基础上才逐渐产生罗什以后对般若性空思想的正确理解。而这各家各派最基本的原始资料无非来源于《放光》、《道行》、《光赞》三部般若经而已，相对《道行》、《光赞》二经，《放光般若》又更为流行，尤显重要。因为《光赞》虽与《放光》同本异译，但篇幅很短，只有二十七品，仅相当于《放光般若》九十品中的最初三品。《道行般若》虽不同于《放光》本子，但篇幅也很少，三国后流行的《道行般若》是为支谦改译过的《大明度无极经》，又仅四卷。所以真正最具丰富内容的还是首推《放光般若》。而且《道行般若》属于般若经典的节选本，“抄经删别，所害必多”。《光赞般若》之译事则“言准天竺，事不加饰 ，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每至事首，辄多不便”。唯有《放光般若》“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因此，相对《道行》《光赞》二经，《放光般若》不但内容更丰富，而且由于译经偏向意译，宗旨更为明确，脉络更为清晰，经文更易理解。所以道安法师在其《道行经序》中也感叹说“假无放光，何由解斯经乎？”《放光般若》在我国早期推崇般若学说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人们对般若的研究，重点就是放在《放光般若》上，并且通过《放光般若》来加深对《光赞》和《道行》的理解。可以说《放光般若》是我国早期般若学的中流砥柱资料，六家七宗思想的立足点就在于《放光般若》。

　　其实，《放光般若》的译出，不仅对教内的思想学术产生重大影响，起到“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作用，对教外，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潮也有着深刻影响。魏晋玄学发展到郭象(？—312)，其内在理论矛盾在郭象的独化论中已解决，标志着魏晋玄学理论的成熟，玄学人士在此已无法超出郭象的理论而有所创新。但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象看，人们对玄学的兴趣有增无减，清谈名士还是围绕玄学概念大谈特谈。由于内在理伦矛盾的消失，清淡结果往往又没有什么新意，这在喜欢标新立异，以言意的发挥来品评人物高低，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里，这种现象根本不能让清淡名士们所接受。由是，他们便很自觉地去寻求或挖掘新的玄学内容。这时，正好《放光般若》已译出，相对以前，与老庄相似的某些理论更加丰富。清淡名士在历史客观需要的推动下，开始真正去接受佛教的般若思想。他们发现，佛教的般若思想不仅能提供一种与魏晋玄学相类仳的精神境界，而且在理论的内容、义理的讨论方面也相当投机，甚至可以补充魏晋玄学旧义，进而提出新的见解。魏晋玄学理论得到般若学说特别是《放光般若》义理的支援，犹如获得新生，使得清淡名士们大为欣喜。他们把佛教般若思想引为知已，把佛教般若名僧延为上宾，般若思想在上层门阀士族阶层顷刻风摩一时。当时的名士，如果不懂得一点般若学，就显得不够名士派头；如果不结交几位名僧，就有失名士身份。清淡名士与佛教般若的亲密关系，充分表明佛教般若学对玄学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在般若学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放光般若经》在这层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更可想而知了。当然，般若在影响玄学的同时，玄学也反过来影响般若学，在佛玄充分交融的过程中，般若学的玄学化也日益加深。

　　总之，《放光般若》的译出，掀起了我国早期般若学说的研究高潮，促进了格义佛教的盛行和六家七宗等般若流派的形成。《放光般若》的译出，不仅推动了佛教本身的玄学化过程，形成一代极具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思想，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教外的学术思想，为魏晋玄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补充。

　　结      语

　　竺叔兰的译经，史载虽然只有三部。但其《放光般若》的译出对佛教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它的译出，迅速提高了人们对般若思想的理解。当时格义佛教的明确提出和盛行以及六家七宗等般若流派的形成，都与竺叔兰所译的《放光般若》有莫大的关系。《放光般若》的译出，为魏晋南北朝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深深地垄断了一代佛学思想。而且，《放光般若》的译出还影响到教外的魏晋玄学，为当时的玄学提供了理论源泉的必要补充。可以说，《放光般若》的译出，对整个中国思想界都有深远意义的。后来虽然罗什译出《摩诃般若》，并逐渐取代《放光般若》的地位，再后来又有唐代玄奘的《大般若经》出现，《放光般若》终于销声匿迹，以致只作为一种历史，存封在《大芷经》中，但《放光般若》对于我国早期般若学说的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在两晋南北朝佛学史上闪烁的光芒，依然值得我们去缅怀和探究它的传译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