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从东汉至南北朝初期的二三百年间，大乘般若学一直是佛教义学的主流。特别是在两晋之际，般若之风蔚然高涨，人们对般若经典的研究发挥了极大的热情。其中影响最大的《放光般若》，其传译史却是相当曲折，译者为谁，在历史上也一度有过不必要的误会。本文就想从它的传译、译出后的影响及萁译者三个方面来缅怀这段译经史，并于传译中的校定问题和有关译人等提出若干个人意见，祈请诸贤德指正。

　　关键词：放光般若   朱士行   校定   竺叔兰

　　作  者：修明，闽南佛学院９９级研究生

　　引      言

　　中国佛教般若学，源于东汉支娄迦谶首译的《道行般若》。因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无相、无生等说与老庄的虚无、无名、无为等义有 类似之处，所以在初期传入的佛学中，般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研究兴趣。魏晋时期，中国的思想学术发生重 大变革，玄学应运而生。在时代思潮玄学的刺激下，佛教般若学也迅速发展起来。加上西晋时期，《放光》、《光赞》两部般若经典相继译出，给当时的般若学者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般若研究空间。因此，于两晋之际，般若学说蔚然成风，在佛教界遂成一股不可逆阻的思想潮流。此后，百花齐放，六家七宗相继出现，他们各抒已见，阐述自家对般若的看法，一度掀起早期般若学说的研究高潮。但从我国的早期般若研究迹象看，他们依据的经典并不多，仅《道行》《放光》《光赞》三部而已，而且《放光般若》和《光赞般若》还是同本异译。但作为一代般若学说的理论源泉，它们又是十分重要。特别是《放光般若》，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流传最为广泛，在我国的早期般若学研究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放光般若经》来华的历史非常曲折，译出后，对当时僧俗两界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值得讨论的地方颇多。而且，《放光般若经》的译者在历史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必要的误会。以下就想谈谈有关《放光般若》之译出及其译者的一些问题。

　　一、有关《放光般若》的译者

　　对于《放光般若》的译者，在《历代三宝记》中，费长房说，在他之前，诸如竺道祖、僧佑、王宗、宝唱、李廊、法上、灵祜等人的经录，都把他记载为朱士行。他校勘《支敏度录》、《高僧传》、《放光般若经后记》及诸杂别目后，认为《放光般若》应是由竺叔兰和无罗叉等人共同译出的。此后的经录，一般都承袭其说，标明译者为竺叔兰、无罗叉译。 事实上，《放光般若》的译者确不是朱士行，据《祜录》中《朱士行传》《放光经记》和《高僧传》中的《朱士行传》看，朱士行在于阗找到此经后，只是派弟子弗如檀送回国内，而自已则“遂终于于阗，春秋八十”。据《放光经记》记载：“……以太康三年(公元283年)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绕，送经胡本至洛阳住三年，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五月五日，众贤者共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罗叉，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可见，弗如檀送回的《放光般若》乃是“胡本”，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经“众贤者共集议”才“晋书正写”成“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 ”。而且这里还明确记载由无罗叉手执胡本，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笔受。但是，《房录》以前诸家又何以都把此经的译者看成是朱士行而置《放光经记》事实不顾呢？从历史看，《道安录》与《支敏度录》出现于同一时代，都是佛教最古的经录。依费长房讲，《支敏度录》并未把《放光般若》的译者记为朱士行，而《道安录》则定为朱士行译。在《祜录》卷二的《新集条解异出经录》中也确标有“朱士行出放光经”字样。其实，道安法师并不是不知道《放光般若》为无罗叉，竺叔兰共译，他在其《合放光光般赞略解序》中就说“放光，于阗沙门无罗叉执胡，竺叔兰译，”可见，安公是很清楚《放光般若》译者为谁的。但他之所以要在他的经录中标译者为朱士行，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可能安公一时疏忽误写成朱士行。二是大概安公认为朱士行寻出《放光般若》功不可灭，为永远纪念他罢。至于费长房所说的竺道祖、僧佑、王宗等录，这些皆出于《安录》之后，大概都是附会安公之说而没有详考有关《放光般若》之传译资料罢。

　　关于《放光般若》的译者，严格讲，只能说是竺叔兰。我认为题竺叔兰一个人的名称比较合适。因为所谓翻译，就是把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把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转达变成另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放光经记》中说无罗叉乎执胡本，只不过诵出梵文而已。竺叔兰“口传”才是真正把梵文译成汉文。因此，《放光般若》的真正译者应是竺叔兰。

　　那么竺叔兰为何许人呢？他祖籍天竺，父亲始移居中国，叔兰生于河南洛阳。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三，《高僧传》卷四的《朱士行传》附录中均有其生平事迹记载。竺叔兰是西晋时期一位著名的居士佛教代表，他之所以能在佛教史上永垂千古，就在于其《放光般若》的译出。据载叔兰自小聪慧，很小就随舅父学佛，兼学中国经史，通梵汉语及文辞。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玄学风气盛行的时代，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他还是一位玄学化了的佛教居士。如《出三藏记集。竺叔兰传》中说他年青时田猎无度，又嗜酒成性，每次饮酒可达五六升之多而毫不动容。有时喝多了，常常醉卧路旁，不省人事。甚至有一次酒醉后还跑到河南郡的衙门前大呼大叫，役吏把他抓住，要送他到河南狱治罪。当时河南郡令，著名玄学名士乐广正与宾客痛饮，正好也醉了。趁着酒兴就问叔兰说：“君侨客，何以学人饮洒？”叔兰曰：“杜康醸酒，天下共饮，何问侨旧？”乐广又说：“饮酒可尔，何以狂乱乎！”叔兰答曰：“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当时，宾主皆谓其机辩敏锐，于是把他放了。这一逸事还同时被收录在《晋书》四十三卷及《世说新语》等书中，一时成为名士清淡中的佳话。崇尚自然、反对礼教，立身行事，言谈风姿，极尽任性放纵之能事。以及彻夜清淡、酒醉如泥、任诞狂傲、机锋争辩正是这一时期玄学名士的特色。从竺叔兰任性游猎，放纵饮酒的生活习惯及与乐广的机锋对答逸事看，正与玄学家们的特色相符，特别是在乐广府中宾主对答如流，更具玄学名士风采。此外，他以自由奔放，名士风度对待日常生活的同时，又把玄学思想带到翻译《放光般若》的事业中来。他在《放光般若》的译文中采用了许多当时玄学家们常讨论的哲学概念。如“道”、“无”、“有为”、“无为”、“终始”等，《放光般若》之所以一译出就受到广大僧俗的欢迎，并成为罗什《摩诃般若》译出(公元404)之前，社会上最流行的大品般若译本，这与竺叔兰适应时代潮流的玄学化译经风格是有很大关系的。

　　竺叔兰除译《放光般若》外，据《开元录》记载，还译有《首楞严经》二卷，《异毗摩诘经》三卷，后无疾而终。有关竺叔兰的生平资料多为逸事，故事传说性质较大，比较主要的或可靠性较大的大抵就以上这些。

　　二、有关《放光般若》的传 译

　　在中国佛教早期的译经活动中，梵文经典多由外国僧侣、使臣、商贾直接带入。《放光般若》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已从西域请回来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