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自佛教传入东土以来，人们对于佛法的认识，除了受僧侣的弘扬与其自身行为影响之外，具体接触并了知佛法的思想乃是来自于佛典。公元一世纪初，佛法传入中国，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时(147)，开始陆续有佛经翻译出来，而有关放生救护之法的佛典，如《六度集经》、《梵网经》、《杂宝藏经》、《金光明经》等，也在译经初期逐渐传译出来。如《六度集经》卷三亦记载，往昔佛为大理家时，见观市睹人卖鳖，以百万价赎之放生之事。[9]又，《杂宝藏经·沙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卷四记载，一沙弥见众蚁子，随水漂流，命将欲绝，遂心生慈悲，自脱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蚁子，置高燥处，遂悉得活。沙弥以此因缘，得延命之果报。[10]此外，《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品》卷四记载，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厩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又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11]

　　其中《梵网经》和《金光明经》影响最具，随着此二部经的译出与流行，放生活动渐作为奉佛修行的一部分，时有举行。如：梁武帝，勅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郊庙牲牷，皆代以面，宗庙用蔬果。[12]梁武帝曾先后颁布“断酒肉文”、“论酒肉敕”、“喝断肉律”、“禁牺牲文”等诏令。既用佛教戒律，又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禁止食用酒肉，甚至不许用畜禽作为祭祀用品，这对护生有极大的帮助。又，北魏献文，勅祭天地宗社勿用牲，岁活七万五千牲命；[13]北齐文宣帝高洋皈依佛门，从僧稠禅师(480—560)受菩萨戒，并“永不食肉，尽停鹰犬伤生之具及境内屠杀”。[14]可见，自东晋末年至南北朝，在佛教的影响下，戒杀护生放生的观念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佛教的“放生”已开始出现，并渐渐流行开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佛教徒中皆不乏好之者。

　　不过，中国初期的佛教“放生”更多是是建立在“戒杀护生”的思想上，只能说是个人慈心善举的一种表达，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并末能形成有一定规模和组织性的。直至天台智者大师，中国方始有大规模并且有组织和系统性的放生。如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三中云：“《(金)光明经》述流水长者救鱼十千天子报德，此(放生)缘起也；智者买断簄梁，悉罢江上采捕，此(放生)立法也；赴计诩狱中之难，报修禅堂上之恩，此(放生)显验也。”[15]智者居天台山时，为令临海居民莫以捕鱼杀生为业，曾自舍身衣，并劝募众人购置放生池，此为设放生池放生之始；复传授池中族类“三皈戒”，为彼等说《金光明经》、《法华经》等，以结法缘，从而开天台放生会之滥觞。此后即盛行不衰，在今日之佛教界，仍然风行。

　　由上可知，中国早期佛教放生思想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但是，佛教放生之精神内涵重在“法食两施”，此也是有别于儒家的“好生之德，放生之举”的地方。

　　三、智者大师放生思想形成的背景与体现

　　智者大师(538—597)，生于烽火动荡的南北朝时期，父兄皆任梁朝命官。虽出身官宦之家，但由于时局动乱及父母亡故，因深体无常而于十八岁，礼长沙果愿寺法绪大师出家。 二十三岁时，往大苏山，求受慧思禅师教导，劝修法华三昧，之后于金陵瓦官寺讲学。三十八岁时，栖隐天台山，于华顶峰降魔，证悟法华圆顿中道实相，由此奠定天台教学之基础。尔后，再至金陵讲说天台三大部，六十岁(陈开皇十七年)，于天台山石城寺入灭。综观大师一生，可分为生长、师承学习、著述讲学等时期。而其放生思想，乃栖隐于天台期间形成。

　　(一)、智者大师放生思想形成的背景

　　大师于金陵弘法的后期，遂有隐居修禅的念头。忆昔日之梦境[16]，问门人，门人都说：“此乃会稽之天台山也。圣贤之所托矣。昔僧光、道猷、法兰、昙密、晋宋英达，无不栖焉。”[17]智者大师为了“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故于陈太建七年(575)九月初，为避金陵的喧嚣，率徒入天台山，“历游山水，吊道林之拱木，庆昙光之后龛，访高察之山路，漱僧顺之云潭，数度石梁，屡降南门，荏苒淹流。”[18]并在高僧定光所住之北峰，建修禅寺。大师住天台期间，聚众讲学，昼谈义理，夜习止观，有时还至华顶峰修头陀行。直至陈至德三年(585)，陈后主三次传诏，迎请大师来金陵讲经说法，至此大师方离开天台。

　　据《别传》记载，太建七年(575)智者大师入天台山后，当时的天台属于临海郡辖内，大师见天台山麓临海之民日以渔捕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溪簄梁六十余所，

　　天台基压巨海，黎民渔捕为业，为梁者断溪，为簄者藩海，秋水一涨，巨细填梁，昼夜二潮，嗷岌满簄，髗骨成岳，蝇蛆若雷，非水陆可悲，亦痛舟滥殒。[19]

　　又，《智者遗书与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的信中：

　　此山溪接江源，连亘海际。渔捕簄业，交横塞水。杀戳既多，煮炙无算。夭伤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来，频遭没溺，以此死亡，不可称数。[20]

　　天台因山溪连接江源，故当地黎民都以渔捕为业，或有“为梁断溪”，在溪流的上游筑梁使水决流他方，从而断了下游的水，使下游断水，以方便捕鱼。或有“为簄者藩海”，或有在海湾处用簄(竹篱笆或竹网)围起来，涨潮的时候，鱼虾之类海物便随潮进入海湾，退潮时鱼虾之类却因簄拦住而逃脱不了。因此，此种方法当地居民竞相为之。从而“渔捕簄业，交横塞水”，鱼类纷纷被困而捕，故“杀戳既多，煮炙无算”。另外，有甚至由于数量实在太多而来不及收拾，结果鱼虾之类“髗骨成岳，蝇蛆若雷”，从而使得臭气熏天，髗骨遍地，惨不忍睹。这不但“水陆可悲”，亦造成“公私去来(船只)频遭没溺，以此死亡不可称数”。见此情景，智者以大慈大悲的心怀，发动僧众“货(卖)衣资什物”，从渔主孔玄达等人处赎买鱼簄(编竹为栅，置溪中以截鱼之去路而捕取的渔具)，同时宣扬放生的功德，使始丰溪“永作放生之池，变此鱼梁，翻成法流之水”。他还对放生的善信授三皈依，说大法以结法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