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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年底，襄阳真武山下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出土了一处有冶炼残渣的“灰坑”。

　　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释道安为避战乱，南投东晋治下的襄阳，到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被前秦王苻坚的军队掳送长安前，释道安在襄阳居住了将近15年。这15年是释道安一生从事佛教活动的重要时期，对后世中国佛教的影响较大。

　　释道安先居襄阳白马寺，因寺狭而僧众，后另建谷隐寺、檀溪寺。檀溪寺的建立，标志着释道安的弘法作为已在大江南北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檀溪寺一度成为东晋佛教的领导中心，其影响波及前秦西域。

　　今天，历史上的檀溪寺早已不复存在，但寺院遗址在什么地方？这是湖北襄阳市“重走道安路”道安文化田野考察团一行考察的重要课题之一。

　　湖北襄樊学院道安研究所研究员、襄樊市民族宗教局原局长胡中才，多年来致力于道安文化研究，对檀溪寺旧址亦曾多次进行考察。胡中才带着笔者登上湖北襄阳真武山。俯瞰山下，檀溪及南渠、汉江尽收眼底。胡中才指着汉江边的老龙堤说，过去没有筑堤时，汉江水可以直灌檀溪，那时候，襄阳西门外的檀溪，就是一片湖，故有“檀溪湖十里长”之称。

　　据《襄阳府志》记载，檀溪寺，全名为“檀溪金像寺”，为释道安于东晋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创建，有5层之塔，房舍400间，居当时襄阳诸寺院之首，“道安于中率徒六时行道，考校经籍。复得梁州刺史献铜万斤，用以铸造丈六佛像，时人亦称之为金德寺。”《襄阳府志》亦记载：“檀溪寺在城西九宫山下，旧时俯临檀溪。”九宫山就是真武山。胡中才说：“据史料记载，檀溪寺并不是释道安平地而建的，而是当地一个叫张殷的富人把自己家的宅院捐献给了佛门。至于张殷何许人也，史无详载。”

　　原来，释道安到襄阳以后，曾在城东南谷隐山建谷隐寺修行。当时，崇信佛教的襄阳人、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习凿齿追随于他，也隐居在那里。通过长期接触、多方考察，习凿齿发现释道安品质高尚，云端佛学，博学多识，既不耍弄方术，也不凭借威势，却能把几百人的僧团管理得秩序井然。于是，习凿齿向东晋朝廷举荐释道安。渐渐地，释道安在东晋上层人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佛教信众大增，一时间“四方学子，竟相师之”。释道安不仅得到东晋朝廷的一品俸禄，还得到社会名流、富豪的捐助，僧团的供养渠道更加畅通。当地富人张殷捐宅建檀溪寺便是其中一例。

　　那么，檀溪寺的具体位置在哪儿？从真武山下来，笔者和胡中才在当年刘备马跃檀溪遗址处停了下来。这次，我们不是凭吊刘皇叔，而是为了证实檀溪寺遗址位置。胡中才指着不远处说：“据记载，这里曾有一块刻着‘渡口’二字的石碑，现已埋入路下。”他非常肯定地说：“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檀溪寺就在檀溪渡口以北大约‘一箭之地’的三面临水的地方，也就是‘檀溪湖十里长，中间有个鱼脊梁’的脊梁上。”

　　据梁代有名的佛教史传学家释慧晈所著的《高僧传》记载：当时的檀溪寺“果竹成列，花药满园”，有“静胜”之称。释道安在这里弘扬佛法，影响越来越大，加之他派往各地的门徒，按照其弘法思想在各地均开枝散叶。更重要的是，由于习凿齿的极力举荐，释道安的弘法得到了东晋朝廷的认可和支持，襄阳檀溪寺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的领导中心。胡中才称，鼎盛的标志是，释道安在檀溪寺“郭西精舍”铸一“丈六佛像”，当时轰动一时。

　　胡先生的一番话，让笔者想起24年前襄阳的一次出土考古报道。那是1988年年底，在真武山下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出土了一块刻有甲骨文的卜骨。考古人员告诉笔者，卜骨是在一处留有冶炼残渣的“灰坑”发现的。当时笔者还以为这冶炼的残渣物是梁武帝当年为谋反“打造武器沉于檀溪”所致。现在看来，我们不能排除此为当年释道安在此铸造佛像所留的遗存。况且那次考古，在“灰坑”附近还发现了几座汉墓和一座明代砖墓。这些墓的发现，说明其地势高于檀溪湖，即属俗称的“鱼脊梁”地带。这一地带正处于九宫山，即今真武山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机或无机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也正是这样，通过这样那样的“痕迹”，一点点地寻找已经消失的檀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