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教合流”与宋元时期的治国之道

1、 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宋元之际，中原王朝开始走下破路，周边民族发展壮大，出现了以地方经济为基础，以军力为后盾，以民族主义为特色的多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

　　汉族：北宋、南宋；契丹：辽；女真：金；党项：西夏；白族：大理；畏兀儿、哈剌鲁；吐蕃的小邦；蒙古草原五大兀鲁思等。

当时中原王朝既无力北上，又无力南下；辽、金企图入主中原，遭到失败；西夏在夹缝中苟延残喘；大理、畏兀儿等无人问津；吐蕃相对割绝；蒙古各部你争我夺，斗争激烈。各地相对得到了开发，但此疆彼界、战争连年，阻碍了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各族人民希望恢复汉唐盛世，希望四海一家。

2、儒、佛、道三教的斗争与交融

　　（1）儒、佛之争：思想界——从唐代韩愈反佛——宋初辟佛到程、朱理学融佛；政治界——从唐武宗灭佛——宋徽宗尊道——宋孝宗礼佛尊儒——宋理宗尊儒重道；辽“因俗而治”，尊佛而不排儒；金尊儒、重佛、道；西夏、大理尊佛、重儒；吐蕃，藏传佛教；畏兀儿，尊佛。

　　（2）佛、道之争：佛教分为禅宗、净土宗、华严华、坛宗等几派，道教分为全真道、正一道等几派。全真道的基本主张。成吉思汗在西征路上接见全真派首领长春真人，道教占据重要地位。后来道教排佛、排儒，引起三次佛道大辩论。

　　（3）藏传佛教：吐蕃400余年分裂，出现四教八宗等诸多宗派，各地领主分治；萨迦派发展壮大。

3、 三教的结合点及宋元之际提出的治中国之道

　　（1）三教结合点：理论上——性善论，积德行善，做善事，得善报。

　　（2）政治上——治中国之道：德治、仁政、王道——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3）社会理想：四海一家，天下太平，人民幸福。

二、忽必烈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1、形势：从成吉思汗至蒙哥汗，经过几代人努力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灭夏、灭金，降服畏兀儿、哈剌鲁；进行了三次西征，建立了四大汗国；蒙、宋战争已经进行了20余年。蒙哥称汗，忽必烈以汗弟名义被封为王，统领漠南汉地军民事。

　　2、几大矛盾：蒙古汗国与南宋的矛盾；蒙古汗国与吐蕃、大理国的矛盾；蒙古汗廷与四大汗国的矛盾；忽必烈与保守派诸王的矛盾等。

　　3、历史任务：夺权，战胜保守派诸王；停止西征、集中兵力南下，征服吐蕃、大理，灭掉南宋，一统中华。

三、忽必烈兼容并包、因俗而治的各项政策

1、尊儒学，礼贤下士，兼容并包。

　　尊儒，广招贤俊的用人路线；虚心学习儒家经典；恢复儒学教育，尊师重教；被尊为“儒教大宗师”；重用南朝名士。

　　结果：金莲川幕府人才济济，研讨帝王之道。为夺取政权，统一全国准备了力量和理论。加强了南北士人的团结。

2、用汉法，祖述变通，因地制宜。

　　称汗之前的几项改革及理算风波；称汗后祖述变通的各项措施；儒家礼义派、理财派各有用场，不排斥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经济上重用汉人理财派和色目人理财，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

　　结果：得汉地民心，战胜阿里不哥，夺取汗权；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经济发展，国力强大。

3、 崇佛道，皈依喇嘛，从民所欲。

　　（1）本人从长生天走向佛祖，云端佛学，皈依喇嘛教，“因其俗而柔其人”；

　　（2）主持佛道大辩论，尊佛而不灭道；全真道、正一道各得其所；

　　（3）从民所欲：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教，允许人民自由信仰：景教、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存。

　　结果：吐蕃纳入祖国版图；借路吐蕃，征服大理；确立帝师制度，神权服务于皇权；吐蕃战神“大黑天”助元灭宋；正一道助统一中华；全真道、正一道及各派宗教互不干预、和平共居，民族融合，社会稳定。

4、重实力，南征北讨， 统一中华。

　　（1）军事上重用蒙古诸王、诸将、贵族（改革派），重用汉军七大万户及其他汉将；重用南宋降将；选将南征，先南后北；

　　（2）坚决执行“伐罪，救民，不耆杀”的七字方针；

　　（3）重用佛、道、儒各派名师，征服民心，保证胜利。

　　结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统一；但大蒙古帝国却开始分治，钦察汗国、伊儿汗国相继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北方诸王40年叛乱，忽必烈晚年御驾亲征，天下太平，传位成宗。

四、几点有益的启示

　　1、社会斗争靠实力，但不能迷信实力。文化、宗教乃至风俗习惯都不能忽视。

　　2、民族、宗教问题影响一个政权的盛衰和社会的稳定，民族之间不能一味地征服和高压，宗教问题更不能以势压人。尊重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关键。

　　3、农业文明、草原文明、雪域高原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等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融、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政策；你争我夺、互相杀伐乃至互相消灭都是不可取的。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经验在当今的世界上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