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贤法师早年出家，１５岁即就读于汉藏教理院，追随太虚法师、印顺法师、喜饶加措喇嘛和雪松法师等，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法相唯识理论。曾主编《大雄》佛教月刊，主持多所佛学院的教学，出版有《惟贤法师诗文集》。现任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慈云寺住持。虽然已届八十高龄，依然精神矍烁。３月２２日,在陕西铜川市召开的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他愉快地接受了本刊编辑部的采访。　　

　　编辑：法师长期研究玄奘慈恩宗理论，能否先谈谈对玄奘法师的认识?

　　惟贤法师：这次能参加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非常高兴。当年玄奘法师有一半以上佛经在铜川的玉华寺（玉华宫）译出，尤其是带病译出六百卷《般若经》后，不久即圆寂于此。上午参观了玉华寺遗址和玉华玄奘纪念馆，非常激动。我年青时即读过《大唐西域记》和有关玄奘法师的传记。我认为玄奘法师有两点特别值得学习。一是他高尚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行求法，历尽千辛万苦，前后学法十七年，回国后更是译经讲学不辍。唐太宗爱其才华，劝他还俗从政，他不慕虚荣，婉言谢绝；他信仰坚定，生活淡泊，临终前还嘱咐弟子们不要买棺材，将遗体置于殿外山谷间即可。其高风亮节堪作万世楷模，故鲁迅也赞扬他为民族的脊梁。二是他广参博究，治学严谨。不仅深研唯识法相，而且还广泛学习大乘空宗、小乘乃至印度哲学，因而能高树法幢，在印度赢得“大乘天”的声誉，在国内成为一代宗师。弥勒菩萨指示菩萨学处当于五明中求，玄奘法师世出世法兼学，较好地体现了大乘佛教法门无量誓愿学和二谛融通的精神。

　　编辑：从当今来说，应如何发扬玄奘精神?

　　惟贤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会长提出了加强佛教界自身建设的号召。其中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十分重要，这方面玄奘法师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铜川市举办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很有意义。我认为，无论是纪念玄奘法师还是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都应突出佛教的哲理性和文化性。玄奘法师在一千多年后还能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推崇，他的著述被译成各国文字广泛传播，充分体现出佛教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和文化性。然而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佛教界多安于现状，关起门来谈佛教，居士们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引导，缺乏明确的理念和信仰，多数只是从形式上学佛。因而佛教不被人理解，以致被斥为迷信。如今科学日益昌明，新世纪即将到来，若佛教仍因循守旧，就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都要深入研究、大力传播佛法真理。如办好各级佛学院、开办各类培训班；编辑出版佛教报刊和书籍；举办讲经法会；搞好佛经流通处；甚至利用电台、电视台弘扬佛教文化等。

　　其次，要突出佛教的伦理道德和净化社会的作用。大乘佛教的宗旨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要真正实现，还得落实于心灵的净化。唯识宗的最高理论就是“转依理论”，即所谓转染成净，转迷为悟，转识成智，转烦恼为菩提。要实现转依，须经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趣向究竟位。学佛不可能一步登天，须循序渐进，要务实不要务虚，首要的是完善人格。这方面玄奘法师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因此要提倡人间佛教，以避免那种无补于人生的高谈阔论或只谈后世的流弊。

　　编辑：法师如何看待慈恩宗在玄奘法师圆寂后不久即趋消沉?我们从中应汲取哪些教训?

　　惟贤法师：玄奘法师身处唐代鼎盛时期，政治昌明，文化繁荣，人民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因而法相唯识学得以兴隆。后来遭遇会昌法难，慈恩宗经籍大量散失，加上唐末五代社会动荡，士大夫重空想不重实际，而老百姓只想到生后如何如何，故不重文字、简便易修的禅宗和净土宗大为流行，自然法相唯识学少人问津。倒是日本、韩国法相唯识经籍保存完好，讲学不断。此外，慈恩宗所宗依的经论多，六经十一论多依据因明解说法相，逻辑性强，比较繁琐，故难于普及。中国佛教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各宗都讲修心，净化心灵，乃至达到无漏无分别的境界，各宗是一致的，不可偏执。但要明白，佛教讲闻思修，讲教理行证，光修而不学，盲修瞎炼，是很危险的。近代科学发达，人们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哲理性、逻辑性强的法相唯识学日益受到重视，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喜欢研究和教唯识法相。因此从修行和弘法来说，当今应以唯识学为中心。说到教训，我看还是唯识宗的经典太多，法相繁琐，不通俗。所以要努力使唯识宗经论大众化、普及化，要编写出初中高的唯识学教材和普及性读物。

　　编辑：在内地，只在宗教场所可以宣传宗教，然而相当一部分寺院并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这一阵地来弘扬佛法。法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惟贤法师：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中国人修庙塑像做功德的观念重。作为僧人，学法弘法才是最主要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由像显，但若无人讲解弘扬也不行。佛经无不强调“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诸布施中，法施第一”。佛经中有“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的偈子，并将缘起法视为佛的“真身舍利”。因此弘扬佛法、续佛慧命，才是最大的功德。

　　修建寺院是可称赞的。但值得警惕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借修庙敛财，或住庙不弘法，争权夺利；教外有不少人借修庙搞旅游、搞经济，染污了佛教，把佛教的真精神给掩盖了。这成了一大痼疾，应引起广大佛教徒的警觉，大力扭转这个局面。佛教界要在全国树一些学修佛法、弘扬佛法的典型，要以各种方式弘法，把有限的经费多用于这些方面，真正是为利益众生。若一味因循守旧，佛教前途亟亟可危。正如国家贫穷落后要挨打一样，佛教落后了就难免遭淘汰。

　　今天我们纪念玄奘法师，就是要发扬玄奘法师求法弘法的精神，重现当年那种突出佛教文化的氛围。并不是庙修得越多越好，关键在培养佛教人才，建立健全佛教文化机构。

　　编辑：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佛学院也办了许多，培养了不少人才，但讲经说法的人却很少，这是什么原因?

　　惟贤法师：原因很多，一是佛教教育从“文革”以后才恢复，佛教人才有断层，青黄不接；二是各地佛学院办了许多，但步调不一致，教材不统一，初中高三级佛学教材一直没有编出来，教学难于规范，师资缺乏。研究佛学绝非二三年之功，我很赞成香港永惺法师提出的三个五年的教学计划；三是寺院住持或当师父的不能只想着多收徒弟，而要考虑如何教好徒弟、管好徒弟。但一些师父带徒弟，往往满足于形式或寺院日常应酬，忽略了从教义上佛学上教好徒弟，未能把寺庙真正作为弘法场所，有的甚至把寺庙当作个人私产。这种情形流弊极大，不改变不行。佛教人才从居士中来或从小庙中来，寺院住持和当师父的责任重大。若各自为政，没有全体观念，佛教的确亟亟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