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僧众的一项重要使命即学习佛教教理。在佛陀告诫信徒的八正道中，其中正见指对佛教四谛等有正确见解，正思维指对此有正确的思维，正语指不说非佛理之语，正念是明记佛教真理。大半涉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和遵行。释迦逝世后，弟子们举行过4次集会，对释迦口述过的佛经进行会诵、甄别、审定，系统地把它们确定下来，从而有了叙述佛教教理、戒律和批驳外道邪说，发挥佛教教义的经、律、论三藏。信徒们可以根据三藏而从文字中讨“血脉”，悟出涅槃真理。
   

　　教徒学习佛法，离不开寺院导师的指点，佛教有一套完整的讲经程序。在释迦说法时，释迦创造了许多演讲教理的方法。他总是尽量使用大众所共同通用和熟习的概念、词句，但强调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释迦还广泛引用比喻，针对不同听众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使用不同的语言。如他与耕者婆罗豆婆遮的对话，就使用了耕种者所熟悉的概念来说明佛法的准则：
   

　　信仰是种子，苦行是雨水，智慧是我的轭和犁，谦逊是犁耙，思想是辕轭，意念是我的犁头和刺棒。
   

　　控制身体，言语谨慎，饮食有节，我以真话作砍刀，柔顺是我的解脱。
   

　　勤奋是我驾辕的牛，运载解脱，一直往前，永不返回，到达那里，没有悲哀。
   

　　进行这样的耕种，它结出永恒之果，凡这样耕种的人，他摆脱一切痛若。（《经集•第一品•蛇品•第四章•耕者婆罗豆婆遮经》）
   

　　佛说法的感染力是相当强的。后来的讲经者讲的是佛所说的遗教，在宣说佛法时的自如程度就很难与佛陀相比了，因而讲经仪式和程序便成为讲经时所必顺熟悉的内容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首先主要还是词义难以沟通的问题。汉末僧俗理解佛教，多根据当时流行的黄老方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又依玄学的概念去解佛法，直到鸠摩罗什等人译出大批佛经，这种局面才稍有改变。僧睿曾标榜其师释道安般若性空宗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泳以来，虽曰讲肆，格义迂而乘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然炉冶之功，微恨不尽，当是无法可寻，非寻之不得也。”（《出三藏记集》卷8《昆摩罗诘提经义疏序》）即是说，在罗什性空教义传入之前，中国佛教关于佛法的理解，依据格义法而得出的结果，只有释道安的本无论稍接近佛法的真实，但苦于没有完备的经典可咨佐证，因而道安的本无论是否符合佛法还存在疑问。鸠摩罗什以后，中国佛教对佛法的理解有极为符合印度佛教教义的，如三论宗，也有循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一步自我解释佛教的，如慧远、张融等。更多的是既遵循佛教教义，又吸取中国固有的思维传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理解佛教。因而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一方面有了比较真实的佛法理论，同时也初步酝酿着创造中国式的佛教理论。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理论纷繁多彩，开始进入自我创造的圆融无碍之境。
   

　　而随着对佛法教理理解的深入，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解经高僧，他们大多承担着宣讲和启导的双重作用，以自己的理解引导僧众出入于佛教经典，求得对佛法的正闻正见。
   

　　中国寺院的讲经仪式最早可推至释道安所作的《僧尼轨范》，其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一类方法，可能就是关于讲经的仪规。吉藏《仁王疏》说：
   

　　然诸佛说经，本无章段。始自道安法师，分经此为三段：第一序说，第二正说，第三流通说。序说者由序义，说经之由序也；正说者不偏义，一教之宗旨也；流通者，流者宣布义，通者不壅义，欲使法音远布无壅也。
   

　　由此可见，道安至少规定了讲经的三步骤：首先说明经典的由来，其次阐说经典的内容和主要宗旨，再次引发所讲经典与其他佛理的联系，引起听众的联想。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僧人圆仁入唐，四年六月（839年）至山东文登县，住清宁乡赤山寺院，曾预讲经之会。其行记记载了唐代赤山寺院的讲经仪式：(1)辰时（早上7-9点）打钟集众，僧众称佛名号，讲师入讲经座。(2)由唱导僧诵梵呗，梵呗是用梵音诵唱的短偈式赞叹佛、菩萨及佛法的颂歌，听众同声唱倾香颂。(3)讲师根据道安的三分法，解释所讲经题，当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4)听讲僧众就自己的见解和疑难向讲师提问，讲师必顺静静听完提问后作出回答，同时在回答问题时不应反问提问题者。(5)论难完毕，讲师宣读经典原文。(6)读完原文后，听众共同赞叹佛法，并作回向发愿，愿以听到此佛经的荣幸被及众生等。(7)在大众皈依三宝的声赞中，讲师下讲座。(8)再有复讲师就讲师昨天所宣读的经文进行谈论，讲师对复讲师的谈论进行疏通的解释。然后复讲师把讲师昨天所讲和解释的文字朗诵一遍。如果讲经得到了施主的援助和施舍，还要由维那师（主管一寺庶务的主要知事）在程序进行到(3)和(4)之间，即讲师依三分法解释经题后，向所讲者宣读施主名号与所施钱物，并由讲师一一为他们发愿。
   

　　此套讲经程序代表着中国佛教极盛时期的讲经形式。它体现了一种成熟的演讲艺术。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由导师叙述经典的来源和主要旨趣，并疏通经典教义与其他经典的关系，代表导师对经文比较集中的想法，而听众则根据各自的佛学知识对讲师所作的讲演当场辩论。在其间插入宣说施主名号并为施主发愿，起了让听众仔细思考讲师观点、酝酿问题的作用。二是讲师宣读经文，指明句读。三是由复讲师负责温习昨日所讲经文，并对经文中的一些具体辞句作疏通解释。因而讲经是既“知新”而又“温故”，集讲演与辩难为一体的。这对促进僧众对佛教教理的理解有很大的作用。
   

　　在讲经和论义过程中，中国僧人创造了许多生动的演讲技巧和方法。他们有的“研几史籍，雅好老庄，咀其菁华，含其腴润，包四始于风律，综五声于文绪”（《宋高僧传》卷2《唐益州多宝寺道因传》），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史学的哲学，探求它们与佛法的接合点，内外谐通；有的巧为方便，触目成喻，引义连类，畅若悬河；有的洞灼事机，痛下针砭，机锋所向，惊冥醒凡。释道安、法藏等都是极有声誉的讲师。
   

　　讲经与论义，提高了僧人的佛教理论水平，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佛学问题的争论，促成了中国佛教理论向多种形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