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哲学其实也是当代哲学，它们都是对当代问题所作出的思想回应；同时，古代的智慧也唯有经过今人的再理解和再阐释，才可重新复活并获得当代意义，才可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文殊智慧也是如此。作为一种东方古老智慧和传统文化中的精神遗产，文殊智慧所包涵的精神意蕴如果经过现代人的重新解读、合理扬弃和理论重构，即可凸现出独特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

　　一、文殊智慧可为现代文明的重构提供一种别样的价值参照

　　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历史进程中，科技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但同时也遭遇到了现代性危机。继上帝死后，人似乎也死了。人一不小心落入自设的异化的陷阱，被自己占有的东西所占有，复又沦为肉欲和物欲的奴隶，成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无根可依的漂泊者。

　　在出现了生态危机的同时，也出现了心态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人类进化了智商，退化了智慧；发达了科技，淡化了人文；追逐了时髦，却遗忘了古代智者早已提醒的原初语词。所以，往往在最文明的地方同时也潜伏着最野蛮的力量。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即是明证。造成现代性危机的哲学根源是二元对立思维的扩张和理性主义的主宰，以及终极关怀的缺失和爱心的荒芜。

　　这些哲学上的偏颇落实在形而下层面，则会使人类的发展不断陷入悖论的泥沼。人类最大的敌人变成了人类自身和每个人自身。现代文明急需在重构中调整自己的价值航向，进而能够真正寻求到一条走出异化怪圈、以人为本、多维和谐的新的发展之路，使人类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危机的临界点上同时也孕育着解决危机的办法。许多智者都开始思考和探索现代文明的重构问题，而现代文明的重构必然是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真实的必是原本的，而且最初的往往就是最后的。古代的原初智慧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校正现代文明的偏弊，给现代人以清醒的警示。现代文明的重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具体问题，但以下几点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我们应当有一个出世的超越维度。过分物质化、肉欲化的追求会使人沉溺于感官享受而忽视更高的精神追求，很容易被物化和动物化，从而失去人类应有的高贵和尊严；会使人落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陷阱，日益变得世俗化和低俗化，从而养成“消费性格”，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

　　出世的超越维度则可使人跳出自己业已陷入的现代性怪圈，站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反观人类自身及其与所处外部环境的关系，找到自己的“根”和“家”，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高贵，意识到精神的力量和情感的价值，意识到自己心灵深处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意识到人类幸福的真谛，从而能够役物而不役于物，在俗而超拔于俗，在回归中完成心灵的超越。其实，通过向外逐物、向自然掠索来满足欲望的文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人类逐物不返，将欲望变质为永无休止的“贪欲”，走向一种“深度迷失”，而人类的心灵深处就潜藏着幸福的源泉，蓦然回首，反求诸己，注意发现和开发我们自身本有的资源，或许会建构一种最简单、最节约、最和谐、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绿色文明模式。这种出世的超越维度是对人类自身的提升和警醒，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永远的航标和指南。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整体圆融、多维和谐的智慧。这种智慧能够有坚实可信、自身融贯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并且具有现代性、超前性、开放性和普世性。它应当有助于打通由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造成的各种对立、矛盾和阻隔，使世间万物在终极性、同一性、圆融性的层面上达成新的整合；它应当有助于推进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并且促成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多维和谐、多元共存。

　　这种智慧遍布于中外古今的许多先哲和今哲的智慧中，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加以梳理和会通。比如“现代新儒家”之一的方东美认为，华严学的“主要理论系统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智能上所发挥之广大和谐性”，在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当创造性超越破坏性时，和谐也同时盖过了纷争，那时所存的，乃是根据人性而完成生命理想的精神大凯旋”，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富有启发意义。

　　还有，我们需要爱心和灵性。在一个没有彼此关爱、没有同情友善的世界里，人的生存无异于一场苦役。人类有太多的苦难、痛苦和烦恼需要用爱来抚慰、融化和拯救。只要彼此给予，就互相都能得到。许多人由“存者”进化为“智者”已属难能可贵，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在智慧的引领下，进一步将自身提升为一个“爱者”：爱真理、爱自然、爱他人，这同时也是最好的爱自己；另外，面对无限存在和未知世界，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性和逻辑有时会捉襟见肘、悖论百出，还需要用活泼泼的灵性去把握。如果说理性是对本性的超越，那么，灵性则是对本性和理性的综合超越。一个灵性的世界，是一个生机盎然、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

　　上述各点，我们皆可在文殊智慧哲学里找到基本的质素。它可为现代文明的重构提供别样的价值参照。那种在“出离—解脱”中所体现出的终极关怀和超越维度，在“不厌生死、不欣涅槃”中所体现出的慈悲精神和救渡情怀以及在以“第一”解构、以“不二”圆融、以“逆挽”转化、以“遮诠”显示、以“三昧”证悟所体现出的智慧和灵性皆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这种“原初的语词”和独特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重新唤醒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可重新唤醒那些被我们在迷失中丢失的记忆，可重新激活我们的灵性和爱心。文殊智慧中尽管包含着许多需要剔除和扬弃的唯心主义杂质，但它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以及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精神，在当今矛盾重重多极化社会里仍然富有启发意义，是疗治“现代病”的一剂“红尘清凉散”。如果我们能够从文殊的智慧精神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从中衍生和转换为现代人所需要的生态智慧、道德智慧、和平智慧、和谐智慧和心理智慧的话，那么，最古老的东方智慧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取之不竭的价值资源。

　　文殊智慧既是佛地智慧的总体表征，同时也是东方智慧的一个典型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子美先生认为，与西方的智慧之神雅典娜相对应，文殊是东方智慧之神，或者应当是东方智慧的象征；不仅如此，正如印顺长老等所提示的那样，文殊智慧还可说是中国禅宗的一个源头。文殊直达“第一义谛”所彰显的“顿悟”法门以及“不二法门”、“自在三昧、”“一行三昧”，皆为后来的中国禅宗所发扬广大，但文殊智慧中还包含着比中国禅宗远为丰富的内涵。在“禅学”已被许多人说滥了的今天，更为体系化的文殊智慧似乎还可在返本开新和重新复出中成为“禅学”的一个升级版本。

　　二、文殊智慧可为现代文殊文化的构建奠定一个哲学的义理基础

　　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目前皆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殊智慧文化、普贤文化、观音文化和地藏文化。其中，尤以观音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内容最为丰富。由于五台山被汉藏佛教徒共同确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里又是主司智慧的菩萨，所以五台山又被称之为“智慧山”。可以说，文殊智慧构成了五台山佛学中最具形而上意味和最富有文化特色的部位。

　　素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盛誉的五台山尽管已将文殊文化作为打造自己名山文化的特色定位，但目前对于文殊智慧本身所包含的哲学内蕴还是不甚了了。人们只知道智慧文殊之名，而昧于文殊智慧之实。这样，没有文殊智慧义理支撑的文殊文化也只能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必将会因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流于形式和低俗化。所以，文殊智慧哲学的构建是五台山文殊文化得以形成的最基础的理论工程，它是文殊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义理前提。

　　人们可以首先通过对文殊智慧哲学的把握，更深层次地了解千余年来在五台山上所形成的文殊文化和全方位的五台山文化，从而提高佛教名山的旅游品位和文化层次，这可谓是文殊智慧哲学现代价值的又一种体现形式。文殊智慧哲学的发露，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驱散笼罩在佛教名山上空的神秘主义的迷雾，使人们不是在迷信中祈求护佑，而是在智慧中得到感悟，从内心中获得拯救和解脱的力量，从而使佛教名山之游由“烧香拜佛、见庙磕头”变为真正的“心中的朝圣”，这才是文殊智慧所要修成的正果。（信息来源：佛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