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重要人物：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既是朋友，又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大声疾呼，锐意进取，要求改革自强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著述和功业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光是提倡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虔诚的佛教徒。林则徐曾手书《金刚经》等五种经咒，题作“行舆日课”，随身携带。龚自珍自称“震旦佛弟子”，魏源则受了菩萨戒。在一般人心目中，象他们这些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人，怎么会与“消极出世”的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呢?其实，佛教不光只是具有出世的一面，还有更为积极入世的一面。本文简略叙述龚自珍的学佛经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教对社会人生的进步作用，以及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魏源曾在《定庵文录叙》中，叙述龚自珍的学术成就：“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1)最后一句的“西方之书”即指来自西土印度的佛教经典。可见龚自珍对自己在佛学上的造诣是很自负的。
　　龚自珍从小就有佛缘，他自称有“慧骨”，幼年随父亲在北京，住在法源寺附近，保姆带他入寺玩耍，他“辄据佛座嬉戏，挥之不去” (2)。长大后，他也经常逃学到寺里，看和尚诵经拜佛。他的前辈和朋友中有不少精于佛学的居士、学者，在和他们的交往中，龚自珍耳濡目染，逐渐增加了佛学知识和对佛法的兴趣。29岁时，他正式起信学佛。他写了几首诗，告诉妻子“我欲收狂渐向禅”，并且准备过“一卷金经香一炷，忏君自忏法无边”的生活 (3)。忏悔是诚信的第一步，从此他开始了对佛教虔诚的追求。他记述自己刚开始学习修禅时万虑纷陈的烦恼：“结习真难尽，观心屏见闻。烧香僧出定，譁梦鬼论文。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鲁阳戈纵挽，万虑亦纷纷。” (4)为了屏除杂念，免蹈绮语戒，他写了《戒诗五章》，立志戒诗。
　　龚自珍学佛是有师承的。他自称比他年长二十六岁的学者江沅是他学佛的第一导师。在《与江居士笺》中，他说“自珍之学，自见足下而坚进”。并且深情地感激江沅，认为江沅引他走上学佛之路，是教他求“无上法宝”、“无上医王”和“万劫息壤” (5)。江沅的老师彭尺木居士，号知归子，信行净土宗，是近代居士佛学的开创者。《龚自珍全集》中有一篇《知归子赞》，称“震旦之学于佛者，未有全于我知归子者也。”认为他是“大菩萨度世示现”，备极推崇 (6)。所以龚自珍也是由净土宗起信的。他立志学佛，作了一篇《发大心文》，文章洋洋洒洒近三千字。文中说：“伏以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末法现在，欲报大恩，须发大愿。”他先发愿要断灭贪、嗔、痴三毒，继而发心正思维，然后发誓待自己成就后，要度尽一切众生 (7)。
　　他不仅发大愿，更勉力持行。首先是诵经和持咒。龚自珍读过的佛经很多。在北京时，他曾向镇国公容斋居士、龙泉寺僧唯一借阅佛藏。在《龚自珍全集》中，有五十篇有关佛学的文章，是他学佛的结晶。他不只是一般的读经，还对佛经进行校勘整理，指出佛经翻译方面的错误。《全集》中的《正译》七篇和《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都是这方面的文章。另外还有对所读佛典大义进行评述的《最录》十八篇，可见他用功之勤。他曾发誓要在八年内诵念大藏中“贞”字函《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五十九字真言四十九万遍，并设立记数簿，要求自己不论行站坐卧中，都持诵不已 (8)。
　　其次，除了自己用功修行，他还广施功德。他曾和妻子何撷云一道，“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一百二十部，流传施送。” (9)又把中国古代高僧的著作，编为《支那古德遗书》，并抄录二百本施送给各寺庙。在北京时，他还为龙泉寺募捐造藏经楼，写了《为龙泉寺募造藏经楼启》以作广告。
　　四十二岁时，龚自珍接触了天台宗的书，并转而喜好天台宗。天台教理更能满足他对佛教形而上的探求。他四处搜求天台宗的书籍，诗中也多次提到天台宗，如“我说天台三字偈”(10)、“重礼天台七卷经” (11) 。他说：“自达摩至惠能，有出于吾天台宗之外者欤?”(12)因而他又自号“天台裔人”，居室称“礼龙树斋”。?⒃敢?グ葳颂焯ù笫λ??⒌郊涡税葑习亍⑨,益大师像，还在家里供奉天台智者大师的檀香像。
　　1837年，也就是龚自珍四十六岁那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夜，不寐，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证法华三昧。”为此，他写下了一首诗：“狂禅辟尽礼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鸠摩枉译此经来。”(13)记录了开悟后的欣喜之情。
　　龚自珍对佛学的信受和奉持，给他的社会观、人生观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内容，也是他用来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是他挣脱传统思想束缚、要求变法革新的精神法宝之一。在他一首名为《题梵册》的诗里，他大胆地贬抑儒教，推崇佛教，向儒家的正统地位发出挑战：“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即以文章论，亦是九流师。释迦谥文佛，渊渊劳我思。”(14)儒家本来就是九流之一，没有什么可高贵的，而佛学却能囊括九流，可以为九流师。在统治者定孔子为万世师表的时代，龚自珍毅然地表现出他蔑视儒家道统的叛逆精神。
　　有趣的是，龚自珍还用佛法解决自己的感情矛盾。他有两首诗，叙述了他的一次恋情。第一首《纪游》，写他在春天的某个傍晚与一个可爱的女子在湖边相会，两人心有灵犀并依依惜别。第二首《后游》写他三天以后又独自来到湖边，睹景思人，无限惆怅，因为他们的相恋是不被现实允许的。从清晨到傍晚，他一直徘徊不归，在饱受感情的折磨后，他忽然想通了：“我闻色界天，意痴离言说。携手或相笑，此乐最为极！天法吾已受，神亲形可隔。持以语梅花，花颔略如石。”(15)这里的色界天，应作欲界天，龚自珍误记。在佛教欲界天的上界，异性只要相互握手或相视一笑，就可获得满足。龚自珍通过这样的“天法”，为自己找到了解脱的法门，也为他的精神恋爱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使他从常人难以排解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恢复了内心的平静。龚自珍在诗中承认无言有意、形神相隔的情，这种处理感情的方式，很有现代意义。
　　总之，龚自珍在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佛学的研究和实践，有修有证，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他最终并未完全走上空山归寂的道路。他崇信佛教，更关心中国的现实。他把佛学作为精神源泉之一，对佛教哲学的思考和对佛典的诵读，开阔了他的视野，锻炼了他的思维，也丰富了他的思想。这使他得以跳出儒家传统思想的藩篱，用更加超越的目光去审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这也是他的思想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原因之一。他不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一代风气，也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后来的维新派象康有为、梁启超等，留意佛学并从中汲取养料，皆与龚自珍的启蒙有关。谭嗣同以佛学理论为基础写《仁学》，呼吁冲决封建社会的罗网，就明显受到龚自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