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一个叫达摩的外国人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向往，经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来到当时的江南都城建康（即今南京）。这个叫达摩的洋和尚披散着头发，说着绕舌的中国话，吸引了众多建康人的眼球。终于，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僧人，一个西域的僧人。正热衷于以佛治国的中国皇帝萧衍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召见了他。遗憾的是，二人的会见并不愉快。在提倡正宗的梁武帝眼里，达摩或许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梁武帝萧衍毕竟是大度的，他只是以温和的态度让这位外来的和尚吃了一顿闭门羹而已。失望的达摩不得不渡江北上，在北方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洞里，达摩对着一面墙壁，一坐就是九年。

　　谁也不知道这九年间达摩到底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但是，一个叫“禅”的东西却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尽管直到今天，人们对“禅”的概念仍然模糊，但是，禅却以它的神秘和智慧悄悄改变并影响着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

　　奇怪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佛教一直就像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媳妇，不管她怎样低眉顺眼，任劳任怨，仍难避免遭受不断打压的命运。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的“灭佛”和“兴佛”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以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周武帝的灭佛最为彻底。在经过十年之久的精心准备之后，周武帝宣布：佛教是不受欢迎的外来宗教。他以至高无上的皇权将寺庙配为贵族的宅居，将经卷当众焚毁，命令一切佛教的修行者还俗。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佛”之周武帝灭佛运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运动的干将，在那次灭佛运动中，究竟有多少平民百姓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已无法统计。稍微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一切文化的或非文化的“运动”中，只要当权者一声召唤，那支狂热的队伍中，大多数都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周武帝灭佛的那场大规模运动中，被后来的人们称作禅宗二祖的慧可南逃的确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地处江淮的司空山既远离政治空气极为凛冽的北方大地，而当时在南方极为盛行的玄学又因为长江之隔不至于影响到这块不毛之地，这是慧可将司空山选作他的修行之地的最直接的原因。南北夹击之下的这块土地在当时显得如此安静，正是因了这份难得的安静，慧可所带来的禅的种子开始悄然生根、发芽、并逐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不能不承认，在经济这根杠杆的撬动下，人们的文化需求逐渐流于世俗。但是，浮躁的文化现象并不能代表当前中国文化的主流，低俗和搞笑注定不能满足人们在物质生活满足状态下的精神需求。

　　禅，是一种能让人安静、能让人智慧增长的法门，在浮躁的物质社会中，浮躁的我们更需要一份难得的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