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1889～1947年）

　　太虚大师，是民国时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是佛教新旧派对立时代的新派领袖，以至于中日战争胜利后的全国佛教领袖，是《民国高僧传》中必不可缺的重要人物。不过，在法系传承上，他并没有所谓“传法授记”的传承。原来大师以为，佛门付法，徒具形式，没有实质的意义，故不以法系为重，所以他根本没有受过甚么人的传法授记。虽然如此，但大师十六岁时，依苏州小九华山寺的士达和尚出家，士达和尚是临济宗法脉，大师当然也算是临济宗的法脉。并且，大师一生提倡人间佛教，八宗并弘，他并不是某一宗某一派所可局限的人物。
　　 太虚大师俗家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门县（民国改名崇德县）人，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己丑岁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父亲吕骏发，母亲张氏，太虚出世未久，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出生八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四年后生母再嫁，太虚由他外祖母抚养。外祖母信奉道教，在女儿再嫁后，带著五岁的太虚，到长安镇外三里处的大隐庵修行。太虚的舅舅张子纲在庵中设了一处蒙馆，太虚依外婆在庵中长大，也随著舅父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书。
　　 太虚十三岁时，外婆把他荐入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店做学徒。由于那时他染上疟疾，做了几个月，因疟疾时发，为店中辞退。外婆一向对他疼爱有加，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养，温习四书，学习作文。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做学徒，百货店的老板喜爱看小说，太虚在店中空闲时，也看了许多如《七侠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之类的章回小说。如此过了一年，他已十六岁，智识渐开，内心的苦闷也随著年岁而增加，乃生起了出世的思想，决计到普陀山去出家。
　　 是年夏历四月初，他借故离开长安镇到普陀山去，由于错上了到苏州去的船，他发觉后由中途的平望下船，当地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他想起九岁那年随外婆朝过九华寺，乃到小九华寺，找到了一位士达和尚。士达和尚以十方丛林不能剃度徒弟，所以十多天后，带他到木渎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为他剃度。士达是禅宗临济派，乃给他取派名唯心。士达的师父奘年老和尚，住持宁波团桥头玉皇殿，所以太虚在灵岩山住了几个月，士达领著他到宁波，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他。
　　 奘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对他极其慈爱，带他到镇海找大夫看病，医好他的疟疾，并为他立了一个表字叫“太虚”。出家那年十一月间，宁波天童寺传戒，奘年老和尚陪著太虚到天童求戒。
　　 当时天童寺住持是八指头陀寄禅，也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和尚。佛制沙弥年满二十始能受比丘戒，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身分证一类的证明文件，受戒前问：“年满二十了吗？”求戒者答称“已满”就可通过，太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戒，虽然他心中也不以为然，但习惯如此，也就只好从容了。受过戒，奘年老和尚特备了一席斋，请寄禅写封介绍信，送太虚到永丰禅院学经。寄禅看出太虚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他，当下修书介绍他到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水月名岐昌，以表唱水陆忏文名于时，且善属文，宁波寺院一般缘起、疏启一类的文字，大都请他来做。太虚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工夫，一部《法华经》已读诵得滚瓜烂熟。水月很器重他，让他住在内库房，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指月录》、《高僧传》、《凤洲纲鉴》；继之开始受读《楞严经》，并买了《诗韵》，学习作诗。
　　 这时，福建籍的圆瑛法师，在天童寺从寄禅和尚习禅，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圆瑛长于诗文，太虚正在学时，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圆瑛出生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长太虚十一岁。太虚十八岁时，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那时听经叫做“学教”，讲的经不外是《法华》、《楞严》或《弥陀疏钞》。讲的方法，或依《天台四教仪》讲，或依《贤首五教仪》讲。道阶是南岳默庵法师的传人，经精于天台，兼通贤首与唯识，是那时一位很叫座的法师。太虚由于学教的关系，就搬进天童寺住入禅堂中，并学习坐香、跑香、吃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住入天童寺，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结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利益，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于是，天童寺的经期一完毕，圆瑛就陪同太虚到西方寺，为他引见净果和尚，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阅藏。太虚在西方寺阅藏，对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后来他在《自传》中说：
　　 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他在阅藏期间，一日阅《大般若经》垂尽时：
　　 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见《自传》）。
　　 以后，他再阅《法华》、《华严》、《台贤教义》等经论，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西方寺阅藏期间，有一位华山法师来访净果，也住在阅藏寮，平常翻阅禅宗语录。华山是一位具有新学根柢，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少年时代即已蜚名讲肆，文字辩才均所擅长。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见太虚是有慧根的法器，就对他讲解世界大势、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兴僧学，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太虚初闻此说，不以为然，二人辩论数日，相争莫决。西方寺的净宽为之调解，太虚亦为好奇心所驱使，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炳麟的〈告佛弟子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辞的《天演论》、《五洲各国地图》等。太虚读后，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使他由“超俗人真”而转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
　　 结识华山后未久，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栖云俗姓李，湖南人，传闻似中过秀才，弱冠出家，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光绪末年，与徐赐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太虚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使他有了“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初，太虚受到华山和栖云的劝说，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就读。祇洹精舍有学生十多名，出家众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杨仁老授《楞严经》，苏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学监，但只读了半年，祇洹精舍以经费困难而停办，仁山等人转学入江苏僧教育会所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太虚以华山的推荐，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阅藏。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正月间，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约太虚到广州，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僧教育会。到了广州，因月宾是湖南人，与广州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太虚暂在双溪寺安住。
　　 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太虚也时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革命党人粗豪放浪，太虚受他们的影响，也变得豪放不羁，失去原来的纯洁循谨。同时，他也交了许多佛学诗文上的朋友，如邹鲁、叶夏声、陈静涛、邓尔雅等。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梅光羲，这时在广州任广东司法研究馆监督，二人也时相往还。光羲并以一部新刊印的《成唯识论述记》送给太虚，此后使太虚对于法相唯识之学有所偏爱。
　　 翌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官厅追捕党人颇严，太虚不敢在双溪寺再住下去，迁到江西会馆避锋头。四月九日，栖云为官厅逮捕，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太虚的一首〈吊黄花岗〉诗，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虚闻知此事，就匿居到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当时，报纸上曾登出太虚的〈吊黄花岗〉诗，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为标题者。后来经过他的诗友江孔殷、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离广州，可以不究”的承诺，太虚乃于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中秋节后，武昌起义，不旋踵各省响应，民国肇建（一九一二年），以南京为国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太虚与同学仁山等，在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设办事处于毗卢寺。太虚且面谒孙大总统，颇受嘉许。因接受仁山的建议，在金山寺开成立大会。开会之日，由于新旧派的对立，会场上发生冲突，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在上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召太虚到上海相助。佛总成立，太虚组织的“佛协”也并入佛总。到了一九一三年元月，寄禅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于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事闻于大总统袁世凯，政府准予佛教总会成立，对寺产稍有保障。是年三月底，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为会长，释静波为副会长。冶开和熊希龄都是挂名，事实上会务由静波掌理。会中通过太虚为《佛教月报》总编辑，仁山亦驻会办事。阳历五月十三日是佛诞节，太虚主编的《佛教月报》创刊，不过只出了四期，就因故停刊。
　　 民初那几年，太虚以所办的佛教协进会失败，继之八指头陀逝世，使他对佛教的前途颇抱悲观。再加以种种世缘的牵扯，使他对佛教大有离心的趋势。这时他就以坊间各种新旧译者的小说文学书来消遣。当时流行林纾的译者、李涵秋小说等，他莫不遍读，并常用化名在报纸杂志上投稿，习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对佛教已若即若离。但使他终不与佛教绝缘者，一者是寄禅生前，曾唤他入其丈室，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相勖勉；再则他的师祖奘年老和尚对他始终关怀爱惜。以这两位老人的关系，使他不忍心脱离佛教。
　　 一九一四年夏天，他自消沉中振作起来，到普陀山去闭关。法雨寺的住持了余和尚，闻得他要去闭关，为他准备下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备下书桌、书架、器用杂物。一九一四年八月，太虚带了十多件书籍行李等箱笼，到普陀山进入关房。这时印光法师也驻锡法雨寺，特来为他封关。太虚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阅读，日有常课。他阅读各种新旧学书籍，旧的如经史子集，新的如民国经世文篇、严复的各种译著，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的著作。翌年春间，他开始精研《三论玄疏》，特于《百论疏》用功尤多。继之在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为整个佛法的概观。又作〈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辨严译〉、〈订天演〉、〈论荀子〉、〈论韩愈〉等论文。一九一五年十月，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条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他在关内阅及，审度时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备异日施行。
　　 虚师闭关三年，应该到一九一七年秋天满期。但一九一七年春天他动了出关之念，请了余老和尚来为他开关，出关后到前后寺院去看了些朋友。朋友看他样子变了，原来他留了胡须。这年，太虚二十九岁，留下胡须看起来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的疏放情态了。出关之后，到上海、宁波各住了一阵子。这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和尚，请圆瑛法师去讲演佛学，圆瑛事繁不克分身，荐太虚以自代。太虚以此机缘，游历了台湾的基隆、台中。在台中寓慎斋堂，并应雾峰林纪堂、林献堂兄弟之请，到林宅为说佛法。台湾演讲事毕，善慧和尚陪著他到日本游历及考察。在日本游历两旬，于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下旬回到上海。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讲学弘法，席不暇暖，认真的说，是由一九一八年才开始的。他自出关以后，先到台湾演讲，继到日本考察，对于自己在关中三年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因而开始他为时三十年的改革运动和弘法事业。一九一八年，他得到陈元白、蒋作宾、黄葆苍诸人的发心协助，在上海创办“觉社”。觉社以出版专著、编辑丛刊、演讲佛学、实地修行为宗旨，这是他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据点。《觉社丛刊》季刊出了五期，为配合弘法需要，于一九二〇年二月改为《海潮音》月刊，这是大师推动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海潮音》创刊迄今八十年，目前仍在台湾发行，这是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大师的弘法事业，由一九一八年开始，数年之间，遍历沪、杭、武汉、北京、广州、长沙，讲席频开，法筵极盛。尤以武汉方面的信众，对大师的志业支持最为热切，一九二二年有“武昌佛学院”之创立，为整顿僧伽制度作准备。十二年四月，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聘大师为所长，招生讲习。一九二三年暑假，大师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为惊异。一九一四年七月，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世界的佛教联合会，并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一九二五年冬，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我国佛教界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由大师任团长，率团赴日出席。一九二六年春，与章炳麟、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七月，拟筹办寰球佛教图书馆。八月，南游星洲，十月返国。一九二七年四月，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闽南佛学院是那段时间华南最具规模的佛学院，培育不少弘法人才。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一九二八年，内政部长薛笃弼，本为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下，提出了“改僧寺为学校”的草案。这时佛教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民国初年的佛教总会，于一九一五年已被袁世凯解散），新的国民政府又以：“革命期间不便提倡宗教”的理由，不许佛教界成立佛教会。一九二八年七月，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佛学会筹备会”（不标出佛教之名），继而大师即出国赴欧洲弘化。圆瑛法师曾参加了南京的“佛学会”，但回到上海后，即为所谓“名流居士”者所包围，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另行组织“佛教会”，会址设于上海觉园。六月召开成立大会，此时大师已自欧美弘化回国，也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中圆瑛当选为主席，太虚当选常务委员，其他委员尚有仁山、德浩、常惺、弘伞、王一亭、屈文六、关絅之、黄涵之等共三十一人。佛教会成立，太虚大师与王一亭居士联名上书国民政府，陈述佛教会成立的理由，于一九三〇年三月获得内政部立案。
　　 佛教有了全国性统一的组织，本可集中全国僧界优秀人才，振兴佛教。无奈一部分思想保守的僧侣，认不清时代背景，唯以把持庙产，操纵佛教会为事；加以上海所谓“名流居士”者，其中不乏失意政客，落伍军人，混迹佛门，无非想利用佛教群众的关系，做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们在佛教会内播弄是非，翻云覆雨。一九三一年佛教会改选，太虚大师一系获得胜利，将会所迁至南京办公。落选的名流居士唆使圆瑛辞职，发动江浙诸山抗缴所承认的经费，进而在上海设立佛教会驻沪办事处，以架空南京的中国佛教会。太虚大师见事无可为，愤而登报辞职，从此不过问佛教会的事务。自此之后，中国佛教遂分为两派，保守派的江浙诸山，及上海名流居士等，拥戴圆瑛法师为领袖；而希望佛教改革的青年僧侣，则拥戴太虚大师为领袖。圆瑛、太虚二师，本来友谊颇笃，曾经义结金兰。唯以“名流居士”之辈从中播弄，使他们的友谊终至于凶终隙末，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与进步，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惋惜的事。
　　 一九三〇年春，大师游化闽南，在南普陀讲经，并应大众之请，连任南普陀寺住持。九月，成立世界佛学苑所属的北平“柏林教理院”，并入川弘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以南京佛国寺为世界佛学苑苑址。同月，任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十月，游化开封、洛阳、西安。十一月，在西安被公举为崇仁寺住持。一九三二年十月，任奉化学窦寺住持。十二月，辞去南普陀寺住持。一九三五年四月，大师促成之《佛教日报》创刊，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十一月，赴香港弘法。
　　 一九三七年，日寇谋我日亟，终于于是年七月七日藉芦沟桥事变，对华发动长达八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八月大师入川，十二月迁中国佛学会于重庆长安寺。一九三八年十月，迁《海潮音》杂志至重庆出版。同年在重庆组织僧伽救护队，于空袭时出动救护伤亡。一九三九年五月，当选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九月，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任团长。十二月，率团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又滇入缅。一九四〇年元月，由缅甸至印度，转锡兰。三月抵新加坡，转吉隆坡、槟城。四月，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
　　 一九四一年二月，任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一九四三年，与于斌、白崇禧、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任常务委员（佛、回、天主、基督教各一人）。同年二月，任大雄中学董事长。一九四四年八月，患轻度中风，在重庆缙云山疗养数月，始告痊愈。一九四五年春，任西安大兴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长。八月日寇败降，抗战胜利，十二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九四六年元旦，国府授予胜利勋章。四月，复员返南京，在镇江焦山设僧材训练班，为整理佛教训练人才。八月，抵镇江焦山，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上海玉佛寺为退居的震华法师行封龛礼，说法将毕，忽中风旧疾复发，延至十七日下午圆寂，享年五十九岁，僧腊四十四年。
　　 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代佛教领袖，同时也是佛学思想的巨擘。大师的佛学思想，虽然亦得力于他钻研经典和各宗教法，但对佛学的见解，亦来自亲身的体验。大师幼年，听力敏锐，记忆力过人，几至过目不忘。十九岁时，在西方寺阅藏，及阅《大般若经》时：
　　 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坐经数小时，如弹指顷。
　　 此后，大师再阅《法华》、《华严》等经论，恍然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所有过去疑团从此冰释。
　　 一九一四年，在普陀山闭关，穷究经论，自《楞严经》中窥得唐代以后中国佛学的纲要，作成《首楞严经摄论》。他认为《楞严经》是中国佛学的“大通量”：
　　 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未尝有一宗贬为权教，应量发明，平等直入。
　　 又称：
　　 此一部中兼赅禅、净、律、密、教五，而又各各尊重，各各圆极。
　　 大师以《楞严经》为宗本，他的思想并不拘泯于大乘各宗中的任何一宗，而是融合各大宗派，主张诸宗平等，各有殊胜。
　　 大师早年，也是依据古德传统，将佛法分为禅、讲、律、净、教五门。禅者教外别传，属于宗门；讲者包括天台、贤首、慈恩，属于教门；律是出家在家所持的戒法；净是修学净土；教指的是密教。普陀山闭关后，他的见解转变，认为小乘只是大乘的阶梯，大乘才是佛法的根本。小乘在中国仅有毗昙、俱舍、成实三宗，而毗昙、俱舍摄于唯识，成实附入于三论。早期在中国流行的大乘十一宗，就中《涅槃》归之法华，《地论》归之于华严，《摄论》归之于唯识，于是整个佛法可归纳为大乘八宗，即天童、贤首、三论、唯识、禅、律、净、密。八宗各有殊胜义，皆以成佛为究竟，唯各宗于一切法所起观行不尽相同，如唯识宗以一切法皆是唯识所变，三论宗以一切法皆是空无自性。因此，八宗各有殊胜，不能偏废，亦不可说此优彼劣，或彼高此下。此一观念突破了古德判教的传统。
　　 迨及后期，大师于〈论大乘三宗〉一文中，判大乘佛教为三宗。他在文中说：
　　 往者尝据空与非空不空，合说大乘为一切法空宗、唯识圆觉宗之二宗。然以唯识与圆觉犹可分也。故究竟显了，乃分三宗：
　　 一、法性空慧宗......无漏般若主-
　　 二、法相唯识宗......有为唯识主-─基师义
　　 三、法界圆觉宗......无为真如主-
　　 大师在文中更加以说明曰：
　　 此三宗之差别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设故，唯用遮词遣破，破无可破，毕竟无一名可得，故唯引发法空般若以通达，龙树系大乘学属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设诸法名相故，多用表词成立，破亦为立，显了无一法之不建，故当善巧唯识现义以贯持，无著系大乘学属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时一致，施设不施设，皆不可思议，故是如来大圆觉海之所印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
　　 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三项重点。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提示：
　　 一、革除：革除历代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脉的私传产制。
　　 二、革改：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
　　 三、建设：依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以上三点，是大师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遗憾的是，他三十年努力以赴，目标并未实现。他晚年在〈我的革命失败史〉一文中说：
　　 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学制。
　　 事实上，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三十年间战争不断；没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只在“寺产兴学”上动脑筋；佛教僧侣本身自觉者太少，狮身虫太多，都是指佛吃饭、赖佛穿衣者流。大师虽苦口婆心，声嘶力竭，其奈独力难撑大厦何？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大师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多方医护。大师以化缘已尽，于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世寿仅五十九岁。大师一生著作等身，后由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为《太虚大师全书》，都七百万言。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