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代表作是《清净道论》（无汉译本），据说就是在优波底沙所著《解脱道论》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后者在梁代（515年）被译成汉文。《清净道论》用戒、定、慧三学组织佛教全部学说和实践，确立了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禅法体系：持戒是修禅的前提和保证，修定在于对治贪瞋痴等诸种烦恼，和观想思维早期的佛教教义，由此证得佛教真理，达到所谓无相、无愿、空“三解脱门”，此即谓之“慧”，“三解脱门”是大乘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不过《清净道论》更发挥了小乘佛教对于禅心理和禅过程的细腻分析，相当烦琐。

五、南洋群岛诸古国佛教

　　法显经海路归国，途经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与法显同一商船东行的旅客中，也多是婆罗门。

　　如此，则直到5世纪初，佛教在南洋群岛尚未广泛流布。

　　据《高僧传》载，5世纪上半叶，罽宾僧求那跋摩经师子国到阇婆国（爪哇），说王母及王归信于佛教，由此一国皆从受戒；王为跋摩立精舍，导化之声，播于邻国。佛教对今印度尼西亚境的影响，当自此开端。跋摩后经林邑、广州抵达梁都建邺。

　　近代考古发现，马来西亚吉打州武吉旅林有5世纪的佛寺遗址，其中一石上刻有属印度跋罗婆字体的梵文佛偈；霹雳州亦有一块梵文碑铭，除佛偈外，另有为船主佛陀笈多求平安的刻文。这些材料可与中国文献记载相印证。

六、迦湿弥罗佛教

　　从汉文的翻译史看，在3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中的一百五十余年中，罽宾（迦湿弥罗）佛教继续保持高水准的发展。

　　自两晋到宋元嘉年间，国外译家绝大多数来自罽宾，包括僧伽提婆、佛陀耶舍等；在汉地传播佛教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驮跋陀罗等，也都到罽宾留学过。汉地向西求法者，罽宾也是必游之地。罽宾当时是阿毗昙和小乘学的中心，律学与禅学也很发达。禅学以佛大先为首，阐发其师达摩多罗的禅法，中土的早期禅学，主要来自这个系统。

七、扶南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扶南，已经难以考证。据三国吴时出使扶南的朱应、康泰记述，当时扶南疆域已达湄公河及洞里萨河的全部下游地区，向西控制了从印度洋往马来半岛的商路。吴使抵达时，正值范寻在位（240—287），国人俗裸，唯妇人着贯头。范寻听吴使建议，始令男子着横幅。但已有文字，类似“胡文”。公元375年（晋升平元年），其王名竺旃檀，或是天竺人，其后王名■陈如，本是天竺婆罗门，由是改行天竺法。此时佛教和婆罗门教可能并行。■陈如王朝统治的时间颇久，与南朝宋、齐多有使臣往来。6世纪初，其王侨陈如阇耶跋摩连续遣使送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及婆罗树叶至梁，同时僧伽婆罗、曼陀罗仙、须菩提等名僧先后来华译经，说明扶南佛教早在5世纪已有相当的发展。其中齐时来华的婆罗偏业《阿毗昙》，广习律藏，译出《解脱道论》、《阿育王传》，属小乘体系；曼陀罗仙在梁都共婆罗译出《宝云》、《文殊般若》、《法界体性》，须菩提共曼陀罗仙为陈主重译《宝云经》等，属大乘系统。考古发现的6世纪高棉人的碎铭说，律陀罗跋摩（514—539）“王归依佛法僧三宝，信仰笃深，高一切染污”，此王也曾派使向梁献佛发、舍利。此时的佛教十分昌盛。此外，西天竺优禅尼国（印度马贾因）的真谛（拘那罗陀），也在这个期间来到扶南，公元546年，受梁朝之请，被扶南王遣往梁都传法。真谛是弘扬印度瑜伽行派的著名学僧，《解脱道论》是斯里兰卡上座系佛教的代表性论著，它们都是通过扶南传来中国的。扶南在5、6世纪即成了沟通印度和斯里兰卡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6世纪初，扶南北方的柬埔寨人国家真腊逐步崛起，其疆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大约在6世纪中后期，扶南开始成为真腊的属国。真腊也有佛教传播。磅同省发现有护卫佛陀的碑文，暹粒省有记述建造观世音菩萨像的碑刻，时间约在6—7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