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已经不可考证。但在他的弟子群中口耳相传，背诵记忆者，为数相当可观，其中也少不了后学者的自我创作。把这些各以佛陀名义流传的教诫汇集起来，经过各地比丘集会共同讨论协商，形成大家一致认可的经典，是统一的需要，也是统一的前提。

　　关于结集的细节，南传和北传的说法稍有不同。据南传材料①，第一次结集是在佛灭后第一年的雨季，由佛陀弟子大迦叶召集主持，五百比丘参加，在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阿阇世王提供一切费用。这次结集，历时七个月，阿难受命诵出诸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出戒律。据说，“律”的基本给构，包括戒律的性质、条款、制律的缘起等，都已成型；而“经”作为“阿含”②的形式，分作五种，也大体固定下来。但这次会诵的经、律，仍无文字记载。

　　佛陀逝世一百多年以后，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侣在吠舍厘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重心则是讨论戒律。据南传上座部传说，结集的结果，是以耶舍为首的摩偷罗（今马士腊）西方僧侣确定“十非法事”，宣布接受金银布施、储存多余食品等违背旧律者为非法：东方的跋耆国比丘则公然主张向施主素取钱财，以便僧众购置衣物。支持耶舍的是少数，但是“上座”地位高，所以强行通过了“十非法事”。跋耆比丘是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遂另组织上万人的“大结集”，承认十事合法。早期佛教由此开始分裂为“上座”（长老）和“大众”（多数）两部。按汉译《摩诃僧祇律》（大众律），佛在结戒时，一方面按“少欲知足”的原则，严禁“邪命”求食蓄财，但在特殊条件下，不但允许僧侣接受金银财物，甚至可以进入市场贸易获利。是否允许僧侣储存剩余食品和财物，是佛陀与提婆达多分歧的继续，是制约佛教发展方向的内在原因，以此作为佛教根本分派的依据，是合乎逻辑的。说一切有部的学者著《异部宗轮论》，认为佛教的这次分派，是出于“大天五事”。大天认为阿罗汉还有生理本能欲望，对佛教不能完全信行，需要师长指教等，目的是贬低早期佛教最高果位的声誉，抬高佛菩萨的地位。大天一派构成“大众部”，反对大天的一派就是“上座部”。此说的真伪难辨，但这种褒贬，或者反映了大乘和小乘的最早分歧。

　　南传佛史还记载，到阿育王时，又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地点在华氏城。

　　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首，有一千名比丘参加。当时，阿育王确定了用汤药、饮食、衣服、卧具等四事供养比丘的原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外道”梵志①为追求“利养”，则大量混入佛门，而继续“以外道法教化诸人”，致令佛法极大浊垢。其中或有事火者，或五热炙身，或大寒入水；在教义上，或言断，或言常，或言世间涅槃。结集的目的，就是为了剔除掺杂进佛教的这类外道教义，再次整理经、律、论三藏。传说《论事》一书就是目犍连子帝须为这次结集所作。关于这次结集，北传佛教没有记载，一般认为这只是上座部的结集。从《善见律毗婆沙》看，此次结集有许多重要内容，如国王要极大供养佛法：佛徒中多有刹帝利出家者，是佛法兴隆的标志；不论贫富，生子必须出家，始得入于佛法。这些内容，正是南传佛教具有的特点。传说此后派往师子国（斯里兰卡）传教的法师，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儿子）摩晒陀，即目犍连子帝须的徒弟。

　　①见《善见律毗婆沙》。
　　②“阿含”：“容受聚集”佛说的意思，即佛教丛书。
　　①梵志：此处指出家者。

　　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即使在佛教的文献中，记述也不尽相同，这表明，早期的佛教典籍决不是出自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僧团之手，而是在不断变迁中，汇集多种僧侣的思想凝结而成。结集的过程，也就是佛教理论和神话编造与加工的过程。事实上，是否形成过统一的佛典，是可疑的。迄今发现的早期法藏，即《阿含经》，就不是同一个派别的。至于律藏，也是各派自制，差别很大。论藏是更晚些时候出现的一种体裁，各派在教义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这一部分上。

　　尽管如此，关于结集的传说，仍然勾画出了早期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多数僧侣要求在民众聚居的地方活动，少数坚持远离世间的方针；多数僧侣信奉的教义含有“外道”的成分。群众性越加广泛，而少数上座，则向帝王靠拢，力图在现实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　　　　　　　　　　　

三、部派的形成及其地理分布

　　一再结集，一再分裂，最后是分头多极发展，是早期佛教的一个特点。

　　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佛教内部。一种专门宣讲厌生遁世而又言行一致的学说，对社会生活不可能发生重大影响，更不可能作为一个集团长期存在。佛教对人生的基本判断，也逻辑地要求对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和宗教问题，不断作出新的解释，以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要。

　　古印度的历史发展极不平衡，各地不仅政治、经济上的差异极大，而且在民族风习、宗教文化上也有很大不同。固有的等级制度和变化着的阶级关系，加深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样，凡是流向新的民族和地区的佛教，必然会带上该民族、地区的新色彩，就成了一条规律。佛教传播的愈广，它的内容愈丰富，统一的佛教就愈不会是一个模式。

　　佛教的分裂，从上座部和大众部分派开始，又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到大月氏贵霜王朝的建立（1世纪中叶），形成了很多独立的派别，佛史一般称为部派时期。关于分派的次序、名称、时间、数目和原因，南北传佛教各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已知的部派名称有40多个，考古资料证明有25个左右。

　　南北传的史料均记作18部，唐译《异部宗轮论》载有20部。

　　大体情况是：从佛灭第二个百年，约公元前8世纪初开始，上座部发生分裂。据说，当时一位名叫犊子的比丘奉舍利弗、罗睺罗为祖师，声称得到一部《九分阿毗达磨》，据此提出了关于“人我”（补特伽罗）是“有”的新理论，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支持前者的僧侣称为犊子部，反对者叫化地部。与此同时，大众部中也分出两派，即一说部和鸡胤部。这两派的分歧，可能与对待佛说的态度有关。以上六派都是在阿育王即位之前出现的。

　　约在阿育王死后，从化地部中分化出说一切有部，它以“说一切有”的教义得名，主要在印度西北的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一带活动。化地部的另一支由中印到达西印，形成法藏部，法藏部以阿跋兰多国为基地，后来传到伊朗、中亚和我国。还有一支东到尼泊尔地区（雪山），叫雪山部。化地部更有一支南下，在南印摩偷罗一带，成立制多山部，传说部主就是提倡“五事”的大天。后来制多山部再分解为西山住和北山住两部，通称案达派。案达派以案达罗王朝的强大为背景，是大乘思潮的一个摇篮，与它对立的是法藏部。